白色帝国1100年：巨富用钱开路，悍匪以命相搏(5)

但盐商的一切付出，包括权力寻租的代价，终究是要从盐业生意中加倍赚回来的。兜兜转转，为这一切埋单的，终究还是老百姓和国家财政。
万历后期，袁世振在两淮实行“纲运法”改革，说明朝廷的盐利已经被盐业中的官商侵蚀得差不多了。“纲运法”打破了官员潜规则卖“窝”的灰色秩序，由政府直接指定资本雄厚的商人为纲运商人。这些资本雄厚的盐商以“占窝”的形式，成为承领盐引、拥有“盐纲”垄断权的纲商，相当于总经销商。纲商的出现，标志着寄生性极强的盐业垄断型大盐商的成立。
袁世振为了改革能够顺利进行，对原有的大盐商“一概抚而用之”，使其成为纲商。纲商不仅有专卖权，而且有世袭性质，这无疑加剧了盐商大规模输献的行为。因为一旦成为纲商，基本就能确保子孙金山银山。
可见，在垄断的前提下，无论如何改革，都逃不脱权力寻租的制度之弊。
明朝中后期到清朝初期，是扬州盐商最辉煌的时期，身为帝国红顶商人，一个个腰缠万贯，无所不能。史载，扬州有个大盐商，钱实在多得没处花，相当郁闷。手下人给他想了个办法，用金条去买金箔，载至金山塔上，向风飏之，顷刻而散，天空中、草地上一片金光闪闪，大盐商这才心情转好。
但是，你以为这些大盐商一个个都是人精，都是巨富，其实他们也不过是帝国时代的提线木偶。历史学家王家范说，这些大盐商攀缘于国家财政政策提供的非常空间，既要与政治权力同流合污，也要时时受到政治权力强烈的干预和百般勒索，更受国家政策和政治形势波动，机体脆弱，命运无常，绝没有把握自我的主动权。

徽州，一个盛产大盐商的地方 图/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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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居帝国财富顶层的盐商，争斗起来尚且如此不堪；身处帝国底层的百姓，在“官商共利”的背景下，更是时刻会被牺牲掉的一群蝼蚁。
从技术或经济上来看，食盐本身并无太大价值，但一垄断之后，性质就彻底变了。官盐专卖以来，盐价长期居高不下。唐初的盐价，每斗10文钱，到第五琦改革后，盐价飙升至每斗110文钱，涨价10倍。到了元代，有官员统计，官盐卖到百姓手里，每斤加价到了800文钱，而且这个价格还在往上走。这名良心感觉到痛的官员，在上疏中慨叹，“濒海小民犹且食淡，深山穷谷无盐可知”。史书中，历朝历代关于百姓“终年不食盐”“食盐之家，十无二三”的记载，并不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