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宿白先生｜李崇峰：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学(14)

1980年7月，长广敏雄先生在『東方學』第六十辑发表了「宿白氏の雲岡石窟分期論を駁す」，认为：研究中国石窟寺的方法，第一，应该从石窟构造与佛像及其他一切雕像、彩画的样式出发；第二，弄清造像题记；第三，参考可靠的历史资料、文献；第四，参照研究史。在这四项中，他反复强调：最重要的是第一项“样式论”。长广敏雄最后明确地说：议论的根本是雕刻论，即高低、深浅的立体问题，那是基于视觉和触觉的艺术。
宿季庚先生在1982年2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认为：作为历史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云冈雕刻，无论“样式论”“雕刻论”如何重要，但要排比它们的年代和解释它们的变化，却有赖于第二、第三项。考虑石窟问题，总是以第二、三两项来探索、解释第一项的。而第四项即前人研究成果。前人研究成果当然要吸收，但每当新资料被发现后，必然要对以前的研究进行复查，这应是学术前进的共同道路。其实，就是仅就原有的资料，提出另外的看法，也是学术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事情。
实际上，长广先生与宿先生关于云冈石窟分期之论争，是一场有关中国石窟寺研究方法的大辩论。这是云冈石窟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尽管这场论争似乎还没有完全结束，如日本吉村憐1990年11月在『國華』第1140號发表的「論雲岡石窟的編年：批評宿白、長廣學說」，不过长广先生后来写到：“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宿先生所创立的石窟寺考古学的科学性。
宿先生认为：虽然石窟寺考古有其共有的宗教特征，但由于各区域经济状况、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石窟寺也同其它考古材料一样，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征，如古龟兹地区的石窟寺，它的发生、发展既不同于葱岭以西的中亚和南亚地区，也有别于敦煌以东的内地。而龟兹佛教文化中以大型立佛为中心的大像窟，对葱岭以西和新疆以东的影响，则要比其它窟龛形式和画塑的影响更为重要。此外，宿先生对克孜尔石窟洞窟类型和洞窟组合关系的研究，是他对龟兹石窟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五世纪前半期凉州一带的窟龛造像，大约是自敦煌以东最早形成的重要佛教遗迹。它可能是承袭了魏晋以来洛阳及其以西的佛教传统，并结合新疆于阗和龟兹两地区的影响而出现的。而五世纪后半迄六世纪初北魏平城（今大同）开凿的武州山石窟寺（云冈石窟），虽然受到早于它的凉州的影响，但在窟龛形制、造像组合及形象特征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呈现出一系列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