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宿白先生｜李崇峰：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学(13)

作为佛教考古学的一部分，石窟寺考古学的兴起，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事情，是从调查云冈石窟窟檐遗迹开始的。宿先生当时所注意的这项工作，对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62年他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做的《敦煌七讲》的学术报告，从理论上和方法上为中国石窟考古学奠定了基础（徐苹芳语）”。宿先生认为：石窟寺考古首先要探讨排年、分期和性质。因此，既要仔细考察窟龛形制、布局、分组和画塑形象的题材、组合及造型特征，又要重视各种有关的文献记载和历史背景的研究。要注意石窟寺创建与重修历史的恢复。在石窟外面要留意崖面遗迹、窟前木构和窟前地面的发掘；在石窟内部着重层次与标型。而做好这一工作的前提，首先要求做好石窟寺遗迹的全面记录（包括文字、测绘、照片和墨拓等），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期排年，然后再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以云冈石窟的研究为例，抗战期间，日本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等人利用特殊的历史背景在云冈石窟做了一系列考察，但所做工作大多偏重艺术史方面的研究。上世纪五十年代前半出版的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共著『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16卷，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1-1956年；『雲岡石窟續補；第十八洞實測圖：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の佛教窟院』，實測/製圖 水野清一、田中重雄，解說 日比野丈夫，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5年）在国际学术界颇具影响，应该代表了彼时研究云冈石窟的最高水平。虽然这部书中的“序章”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他们在云冈石窟的分期次第、云冈石窟的渊源、云冈石窟的历史、云冈石窟的影响、类型的对比和文献学等方面都有许多明显的不足。
1947年，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盛铎旧藏时，从缪荃荪抄《永乐大典·顺天府》七中，发现引自《析津志》的《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录文。50年代初以来，宿先生又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多次实地考察。1951年3月，宿先生完成《〈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初稿，太先生向觉明为此特别加上副标题“新发现的大同云冈石窟寺历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后改订发表在1956年第1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此碑文对云冈石窟的分期断代及相关问题的探讨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1976年，为辅导北京大学学生参观云冈石窟，宿先生编写了《云冈石窟分期》，后正式发表于1978年第1期《考古学报》，名作《云冈石窟分期试论》。宿先生通过对历史上云冈石窟的寺院设置及沿革、洞窟的整体布局和分期的深入研究，进而对云冈石窟的分期、排年做了调整，由此引发了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的一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