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宿白先生｜李崇峰：宿白与中国佛教考古学(15)

这种趋势，是与北魏汉化的不断深入相关联的。而它直接的借鉴，可能是当时平城兴建的具有越来越多中原和南方因素的地面佛寺。平城，是北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武州山石窟寺的创新，即平城模式，很快便成为北魏境内各地开窟造像所仿效的典型。北魏迁洛后，洛阳附近出现的石窟寺大都可视作武州山石窟寺工程的继续。而洛阳地区石窟寺稍后出现的一些新因素，可能源于在形象造型和装饰上更多受到南方影响的洛都地面佛寺。敦煌莫高窟虽邻近新疆，但现存的窟龛造像，更与武州山石窟寺和洛阳地区的北朝石窟接近，这大约与北魏当时逐渐强化对敦煌的控制有关。而敦煌那里保存的诸多古代遗迹，尤其是辉煌的艺术巨制，主要应转手于当时东方的某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江南栖霞山和石城龛像，既表现了它们与中原更早一个阶段的联系，也反映出它们对北朝佛教龛像的影响。
十三世纪末叶以降，随着藏传佛教的东布，藏式龛像亦出现于内地。杭州飞来峰和吴山的遗迹，是我们了解萨迦派所奉尊像的重要实物。而莫高、榆林两处的藏传密迹，又是探索唐密和藏密及其相互关系的极为难得的形象材料。
1998年第2期《文物》，刊发徐苹芳长篇书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读宿白先生〈中国石窟寺研究〉》。徐苹芳认为：《中国石窟寺研究》，“记录了中国历史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一项丰硕学术成果，也是近年中国考古学的重要著作。”“我写这篇文章便是要从阐明这部学术著作的意义上来做些评论，因为，它关系到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是中国考古学上的大事。”“以宿白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已经建立。”
藏传佛教遗迹，历来是藏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1996年出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代表了九十年代藏传佛教寺院研究的最高水平，堪称藏传佛教考古的里程碑。在开拓这个新领域的过程中，宿先生既注意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又能把中国传统的考据手段和西方近现代较先进的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在方法论上进行了成功而有益的探索；在藏传佛教寺院制度、造像的配置与组合、古代建筑的分期、西藏本土同内地及其与印度和尼泊尔佛教之关系、历史上各教派之兴衰等问题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罗炤在1998年第7期《文物》发表的《西藏历史考古学的奠基之作—读宿白先生〈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写到：“宿白先生在西藏历史考古学领域中的筚路蓝缕之功，值得钦佩和讴歌，他献身于中国考古事业的忠诚与奋勉，更让人崇教。”2000年，沈卫荣《评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刊发王尧主编《贤者新宴》，他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