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条人：生活在此处(8)

在《世情》中，五条人写到了自己的朋友阿良仔，他们相约去大城市见见世面，设想过一起到巴黎和纽约，歌曲的最后是这样唱的：“阿良仔在工厂从早做到暗，哪儿都不曾去过，他的屋内还存有那么十多张CD，和几本摇滚杂志”。
“你对阿良仔的情感，是同情或者惋惜吗？”我问道。
“你知道鬼压床是什么感觉吗？”仁科反问我。
十六岁那年，离开海丰之前，仁科在工艺美术班学了画画，在母亲朋友了介绍下进了一家贝雕厂，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站在一座贝壳山前面画贝壳，根据贝壳的纹路绘出一些龙、鱼、丹顶鹤，后来腻烦了，就开始画怪兽。
当时，仁科的母亲、哥哥都在工厂上班，在细分的工种中，仁科的活儿不是最脏最累的，画画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有些创作空间，他在工厂算是文人。
仁科说，他看工厂里的朋友，就是鬼压床的状态，“你在做那个梦的时候，想要醒来时很难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对不对？在你刚刚要醒来的时候，稍微松懈了，又会被吸进去。所以当我看到一些人很有才华，但是什么都没做、没有挣扎的时候，是不会惋惜的”。

在《南都周刊》，张晓舟曾把五条人称为“民谣走鬼”，他是这样解释五条人与周遭人的关系的：
五条人身上一半是流放者一半是流浪者，或者说，一半是漫游者一半是走鬼。所谓流放者，是有清晰的主体意识，是三观坚定的，是自我流放于社会的边缘和艺术的角落，如同本雅明笔下波德莱尔那样的城市漫游者，混迹于流浪汉和烂仔之间，但他清楚自己是个“文化人”。而流浪者是迫不得已地被生活卷进天桥过道和桥洞里，被卷入沙尘和酸雨中，用广州粤语来说就是走鬼——流动小贩——而五条人恰恰曾经长期以贩卖打口唱片为业，和算命的、卖水果的、卖盗版书的为伍。
而在仁科的口中，从离开海丰，住在石牌村，再到离开石牌村，几乎没有”迫不得已“的成分。
“我虽然可以理解他人追求世俗的幸福，但我不是，也千万不要说什么体验生活，我不是跟社会对着干，也不存在融入，我也属于社会，在我观察别人的同时，别人也在观察我”，仁科认为，大部分为了赞美、朝拜，具备功能性的歌，最后都会变成垃圾，他们没有能力为底层写作，只是在一些经历中，自己接触了、被影响到了，同时也影响了五条人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