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多年后，听见敲门声还是会害怕……(4)

她也害怕手机的消息提示音。休学之初，施雯文得抑郁症的消息传遍全校，很多同学感到好奇，给她发好友申请。还有人直接将她拉入讨论组里，针对她个人，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她不敢使用网络社交软件。直到休学半年后，某一天，她被拉入一个讨论组，群成员列表显示的正是那3名女生的头像。
当时，施雯文坐在沙发上，颤抖着点开消息界面，看到一个问题：“你真的得抑郁症了吗？”
紧接着弹出的消息是：“那如果我现在骂你的话，你会不会去自杀？”
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确诊抑郁症的当晚，她被母亲大哭着质问：“你为什么要不高兴？为什么这么无理取闹？不就是别人讲你坏话？你为什么不能大度一点？”
与此同时，班主任的态度是：“大家都还是小孩子，很多时候讲话没有轻重，我们没必要把同学之间的一些话放在心上。”
一位学者曾针对青少年之间的隐性欺凌问题做长期调研，她发现人们对于“非肢体接触”的隐性攻击行为存有一种普遍的态度，即认为这是女孩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礼仪”，“等过了这个阶段就好了”。
从受害者的角度看，事实并非如此。
杨思言难以忘记她向父母求助的时刻。
在内心深处，她并不相信“大人们”。在她眼里，老师或家长，都只是一个“虽然强大但很遥远的外在力量”，他们或许可以暂时制止欺凌者的行为，但他们离开之后，在看不见的地方，欺凌者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对她施以更严重的报复。
所以大多数时候，她采取的措施是忍耐。她学会了一套自保措施，试着在观念层面将自己的遭遇合理化，逼迫自己变得麻木，像“旁观者”一样观看自己的经历。她从未在任何被欺凌的时候流泪。
然而，无论她怎么“控制”自己的精神，身体的反应都更直接。
杨思言发现，她只要往学校方向走，就开始浑身抽搐，“像一种生理反应”。每周返校时，杨思言会在家里控制不住地哭泣。
某天中午，她拿着菜刀，控制不住地切肉，切得很细碎，嘴里还“嘀咕什么”。母亲看见了这一幕，第一次询问女儿“发生什么了”。
杨思言吐露了部分实情，结果遭到母亲质疑：“你为什么这么软弱？不就是没人和你相处？如果没人和你玩，你一个人不也很好吗？”
杨思言记得，父母信奉“苦难教育”，母亲总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他们厌恶女儿的“软弱”，认为她必须要“坚强起来”，独立克服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