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15)

三是出现了对于人自身来说最为根本的异化。以往的异化主体是人，包括一定的个人、群体、阶层、阶级等，但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人形智能机器人的研发正在模糊人机界限，令“人是什么”变得不那么确定了，人的人格、尊严和“万物之灵”的主体地位也受到挑战，迫使人类必须重新定义“人”和“人机关系”。
必须正视的是，以上新异化所涉及的领域和性质，例如数字化、虚实结合、超地域性和一定程度的超阶级性，以及其所“化人”的程度，都远远超出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异化现象，这决定了问题的解决不可能囿于以往时代形成的理论框架，这里需要更高层次的新视角、新理论和新方法。例如，智能系统与人对于社会领导权、治理权的“明争暗夺”，智能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对“数字穷人”的“社会排斥”，以及人形智能机器人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地位的挑战，新型人机关系和文明形态的构建，都明显超出了既有理论的视野和“边界”，甚至不可能在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消灭私有制、实现无产者的解放、消灭阶级和国家的层面上彻底解决。
人工智能正发展成为智能社会的基本技术支撑，信息化、智能化注定将是人类的宿命。既然我们不认同历史退步论，像“卢德分子”那样一味地反对现代科技，像阿什米人那样选择拒绝现代科技的简朴生活，那么，就必须顺应社会信息化、智能化的潮流，依据新异化现象的类型和性质，开拓视野，更新观念，重新“认识自己”，重建“类意识”，重构人机关系，在先进的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建设中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不是一种保守的、修补式的防御性策略，而是一种积极的、系统性的建构性方略。这种方略重在由“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出发，充分发挥智能科技对人与社会的积极的建构性作用，在“人”自身的进化、生成过程中，在创建先进的智能社会、智能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有效规避、合理解决各种新异化问题，实现社会的进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新型文明的创建。
一方面，立足人的立场和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对人工智能进行理智的价值评估和必要的道德规范，基于智能科技兴利除弊的选择性应用，通过建构以人为本、高度发达、人机协同的智能社会，铲除人工智能异化产生的技术和社会基础。
第一，面对人工智能不断突破技术瓶颈的现状和可能突破“图灵奇点”的风险，面对智能技术范式对人的宰制、智能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对“数字穷人”的“社会排斥”，必须审慎地、具有前瞻性地确立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价值原则。其目的是使价值、伦理成为制约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的内在维度，创造能够通过“道德图灵测试”的“道德机器”，让其敬畏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和尊严，理性、友好、富有德性地为人类服务，确保人类（特别是“数字穷人”）永远有资格、有尊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