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14)

再次，以往一直被人类视为工具的机器，现在随着“智能”的增长，可能要求拥有新的“身份”，甚至要求平等的“人格”或“人权”。这种从工具到目的的转换将颠覆传统的人机地位，将智能机器人从工具提升为作为目的的“人”。而一旦完成身份认同，如同沙特阿拉伯2017年承认智能机器人索菲亚的公民身份一样，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出相应的人格或人权问题。“如果它们发展到足够聪明，它们将就获取和人类一样的权利的问题和人类展开争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会发现其实对此我们无可辩驳。”例如，智能机器人是否不应该被过度使用，或者被置于可能导致软硬件受损的恶劣环境之中？是否应该享有与自然人同等的人格和尊严，不允许被怠慢和呵斥、被侮辱和虐待？是否应该被确立为道德或法律主体，给予它们平等的公民身份?当它们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或社会后果后，是否应该自主承担相应的行为责任？
是否可以与其他自然人或智能机器人自由交往，包括结社、结婚，进而提出经济、政治和法律上的诉求？等等。
总之，人类必须重新认识“人”和智能机器人，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反思和构建新型的人机关系。在文明史上，机器是人的发明，人机关系一直是确定的，人一直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导、主宰地位。由于人工智能快速发展，逐渐拥有以往专属于人的智能和自主性，智能机器人大量挤进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传统的人机界限模糊化了，人的唯一主体地位正受到挑战，人机关系存在被颠覆的风险。人们所畅想的多种人机关系，包括智能系统可能是人类的“看门人”“守护神”“被奴役的神”“善意的独裁者”“征服者”“后裔”等，人类内部就已聚讼不断，并未达成基本的共识，更别说得到未来智能世界的“认同”了。无论如何，如果不破除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宰意识，不克服狂妄自大的傲慢与自以为是的偏见，人机间的矛盾和冲突势必难以避免。至于这类矛盾和冲突将在什么领域、以何种形式出现，又可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解决，无疑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但人类并非像以往文明时代一样，“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四、消除人工智能所导致的新异化的可能路径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社会快速智能化，机器智能逐步逼近、并可能超越人类智能的时代背景下，人类显然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人工智能所强化的既有的异化情形，所导致的新异化现象，具有以往科技异化、劳动异化等所不具有的新特点、新趋势。一是这种异化渗透到了更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层面。例如，智能技术范式重塑了社会基础结构和社会治理体系，它对人的宰制，以及人对这种高科技“座架”的依赖，导致人相比工业时代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人益发“愚钝和痴呆”，不得不将相关的领导权、治理权让渡给自己创造的外在的智能系统，听任智能系统替自己做主。二是产生了一些全新的异化内容和形式。例如，智能化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将“数字穷人”排除在外，这种“社会排斥”将工业时代劳资双方的矛盾和对立撇在一边，导致“数字穷人”沦为无人雇佣、丧失劳动价值的“无用阶层”，存在变得虚无和荒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