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石窟”长廊背后：浙大这支文物数字化团队让国宝活起来(4)

田野团队成员在杭州市闸口白塔数字化考古现场作业。受访者供图
深山“面壁者”
在敦煌研究院的墙上，有这样一段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2000年，就读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刁常宇第一次来到敦煌。最开始，眼前残损的壁画，远不如美景与羊肉串更有吸引力。但第一次田野工作的经历和之后十多次的敦煌之行，改变了他的认识。“那些线条、色彩逐渐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脑子里会不断出现它的画面。”刁常宇说，顿悟的那一刹那，眼前的壁画变得如此之美。
在敦煌，刁常宇首次将“多图像三维重建技术”应用在了“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此后，双方有近20个项目的合作。2020年，刁常宇参与的多元异构的敦煌石窟数字化保护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项目，获得了当年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到今天，考古界已经有了共识，运用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使中华文明探源有了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了我们对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
面对新技术，李志荣有一种“考古”意义上的开放态度：数字化技术的介入和帮助，无疑使考古调查和记录工作更有效率。特别就石窟寺考古而言，数字技术应用使测量和绘图环节省下很多时间，让考古工作者更加专注于对考古遗迹和遗迹关系的观察和研究。
工程组负责人黄硕是2009年加入浙大文物数字化团队的。他曾经的专业是三维动画设计，黄硕将这种交叉融合形容为一种“升维”。他见证了十几年来，文物数字化技术从探索起步到今天走向展览的历史。
2012年初夏，李志荣、刁常宇带领团队成员来到宁夏固原，与宁夏考古研究所、须弥山石窟文物保护研究所联合团队，翻越陡峭的山崖，第一次将文物数字化的考古方法用于须弥山石窟考古工作全程。此后经历了两轮田野工作和漫长的编纂过程，8年后，首本石窟寺数字化考古报告——《须弥山石窟考古报告》付印。
八年磨一剑。最大的挑战，来自一开始学术界对新技术新方法的质疑。
仅针对一幅洞窟的正射影像图，黄硕就曾和校审编辑有过一场“拉锯战”。须弥山第46窟中心柱西壁的正射影像图的中心柱边缘呈明显的倾斜，而基于传统测量经验，编辑认为这可能与现场状况不符。
尽管提供了大量现场采集素材，新技术的准确性仍难以自证。黄硕干脆和编辑一起跨越大半个中国，带着铅垂线，到须弥山实地测量验证。洞窟里，随着铅垂线静止，其与中心柱呈现出明显夹角，证明实物本就存在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