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大战》40年：当美国神话转向大众政治(2)

在下一个阶段，英雄重生，信念更加坚定，力量变得更加强大，准备再次与邪恶进行战斗。最后的最后，英雄来到黑暗中心，战胜皇帝代表的邪恶，解放了自己的父亲，使银河系回到正常。故事中的邪恶和正义界限分明，虽然黑暗看似一时占据上风，英雄总能死里逃生（乃至复生），取得更强的力量，并最终击败邪恶。《贝奥武甫》、《吉尔伽美什》、《桃太郎》、甚至《西游记》，都多少与这一模式相符，整个《星球大战》正传，只不过是把那些古老的神话们用绚丽的太空想象包装了一遍。
这种神话结构也为历史上的“美国梦”所采用。比如三四十年代盛极一时的《绿野仙踪》也是如此：故事的主人公桃乐丝就是女性版本的卢克，居住在和塔图因一样无聊的堪萨斯农场，当她意外被龙卷风卷走后，来到了OZ世界，其中无处不在的魔法和原力同样神秘，很快她也遭遇了伙伴——稻草人、狮子和铁皮人，这三个形象可以与索罗、楚巴卡和C3PO粗略地对应起来；她击败邪恶的魔法师、戳穿他们的阴谋，最后回到了堪萨斯。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超人、美国队长、蝙蝠侠的漫画世界同样重复着英雄之旅的结构——蝙蝠侠目睹的父母死亡是他的旅程呼唤；美国队长的盾牌是他的护身符；超人的则常常需要解救自己的“公主”露易丝，当然还有无数的重生……
而在这个叙事结构之外，我们还能看到，这些故事中的力量都不在大多数人手里，而是在英雄手里。它们大多都是关于英雄如何发现自己超凡的力量，并凭借这个力量完成自己平复这个世界的异常的宿命。在星战世界中，天行者家族的血统代表了强大的原力，宇宙中则充满了各式大人物把持的政治系统。可以说，美国人在自己创作的诸种当代神话中贯注了个体化的力量斗争，和对未来与边疆更狂野的想象与向往，描绘着正义祛除邪恶的昭昭天命的基督教信念——不得不提的是，安纳金之母是处女怀孕，与圣母相同。
星球大战这颗流行文化的炸弹之所以能够炸响，有赖于时代的积淀。
从越战到反恐：时代变迁中的美国神话
星战到底都在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呢？
从帝国的设计风格，人们很容易联想到，帝国是美国的在冷战中不断宣传的“邪恶极权主义敌人”的集中体现：纪律严明、制服统一、依靠机器而非人类，意图控制人们的身体和精神，用恐惧来统治。在前传中，我们甚至还能看到反对共和国的贸易联盟大多操着亚洲口音。这些形象背后，既是美国的冷战对手，也是二战对手，可能还有些其他潜在对手。在这种解读中，星战也和冷战一样，“邪恶必将失败，正义也必将胜利”。反讽的是，星战的故事中，共和国总是对邪恶缺乏准备，要么被财团支持的独立武装打得措手不及，要么不设常备军防备，总犯和平主义的幼稚病。这并不是美国人妄自菲薄，而恰恰反映了美国人的“民主和平论”，武器只为专制暴政而准备。此时的义军就是击毙巨人哥利亚的大卫，是击败英国暴君的华盛顿将军，代表美国人内心中拯救世界、伸张正义的宏大梦想，和美国的开国神话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