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年，人鬼杂居的城市中，人民在生死考验面前保持风骨(9)

钱稻孙少年留日，对日本的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别人跟他提起抗日，他连连摆手说：“万万抗不得，抗，不只是亡国，还要灭种。”这种自轻自贱的论调，连金岳霖这种谦谦君子都要跳起来揍他。
钱稻孙的一位朋友，害怕将来日本战败，想脚踩两只船，就来征求他的意见，钱竟然回答道:“我就没有想到有那一天!”
担任伪北大校长后，钱稻孙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自己的叔叔钱玄同出山。
北师大迁往西安时，身为师大国文教授的钱玄同因百病缠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虽有留日背景，但终日闭门谢客，侄子请他出山，也被他打出门去。为了明志，钱玄同将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钱夏”，用“夷夏之辨”的典故，表明不做“顺民”。
1937年9月19日，旧历中秋。钱玄同日记记载：“‘△△’特令全市商店挂灯结彩以志庆祝。藉纪念东方文化之佳节也。”以△△来指代日本，是以“不书春秋”的隐晦方式进行抗议。
正如《觉醒年代》所演，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中曾是狂飙激进的斗士。为此，在国统区，有些人不满于他的沉默，觉得他该说得更多、做得更多。其实，在刺刀之下，书生钱玄同能以不做、不说、不写来表示自己的抗争，已经很难了。
沦陷前主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沈兼士，不仅把日伪高官拒之门外，还与辅仁大学的英千里等教授，秘密组织“炎社”（后改为“华北文教协会”），协助流亡青年到后方参加抗日。
沈兼士的女儿曾著文回忆先父被特务监视的情况：
这些日本特务，有的剃光头，穿长袍，考入学校时用的是中国人的姓名，每人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只是后来才渐渐被人知道他们是日本人。毕业时，国文系毕业生宴请全系教师。这几个日本学生鱼贯地向教师们逐一敬酒，惟独不敬先父。先父回家说：“敌我分明，好得很。这也算是我们教书的一项成绩吧，至少教会他们先别敌我再论师生嘛！”
北大教授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冯祖荀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后周作人投敌，日寇数派周去请马裕藻出山，都吃了闭门羹。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
马裕藻的学生张中行说，老师坚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每次去看他，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1945年4月，马裕藻含恨辞世，最后时刻还在病榻上念叨：“天快亮了，天快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