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叶绍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4)

在普遍的乌烟瘴气、浑浑噩噩中，知识分子中是不乏并未忘却一己做人的责任，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深怀忧虑，敢于仗义执言，不为威权所动的人物的。当帝国主义蚕食鲸吞，祖国陷于危急存亡的时候，他们写下了表达心声、张扬正义的宣言，表示了自己的抗议和责任。但就是这一点点表示，作为一个中国人最起码的表示，却触怒了当局，王詠沂遭到省教育厅抽查作文、革职开除的打击（《一篇宣言》）。
这一类知识分子尽管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弱点，但相对于前一类，他们显然前进了一大步。他们明显的具有了抗争的意识，并且行动起来，积极地为“转移社会”做出努力，虽付出惨重的代价，也义无反顾。他们愤然前行必然会走上革命的道路。
叶绍钧笔下这一教员的“家族”和小知识分子的形象系列，以自己不同的轨迹，成为倪焕之、蒋冰如、金佩璋等形象出现的先导。
二、灌注其中的作家致力“改造国民性”的自省意识。
上文已涉及到国民性改造问题，这里我打算以叶绍钧的两部代表作《潘先生在难中》和《倪焕之》为例详细论述灌注在人物身上的作家致力“改造国民性”的自省意识。
写于1924年末的《潘先生在难中》，以江浙军阀战争为背景，打破以往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展示知识分子灰色心理的做法，而在一个动荡的时世中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灵，极为充分地剖示了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猥琐自私的灵魂。
小学教员潘先生听说军阀开战，携带家眷仓惶逃往上海。又担心被上司解职，只身返回故乡。为了安全，他便到外国人办的红十字会领取会旗、会徽、挂在家门上、胸襟上。还觉得不保险，一听战争危急，就慌忙躲进红十字会的红房子里。战争平息后，人们推举他书写欢迎凯旋军阀的条幅，他大书“功高岳牧”、“威震东南”、“德隆恩溥”、终觉违心，眼前闪出拉夫、开炮、烧房子、奸淫妇女和菜色男女、腐烂尸体的残酷镜头。
潘先生自然也是战乱时代拨弄下的可怜的小人物，他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像大风卷扬下的一颗卑微的砂粒，确有令人同情的一面。但作者着重表现的，却是这位小学教师置身动乱的年代，却丝毫没有责任感，更没有起码的是非观。他的张皇失措与随遇而安，完全是出于个人身家性命的考虑，他的十分敏感的情绪波动的源泉，并非是对国家民族、广大民众的命运前途的关注。如果说对于他“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的小市民卑琐心理，叶绍钧主要是持温和的嘲讽，那么，到小说结尾处描写潘先生违心地为涂炭乡里鱼肉民众的军阀书写歌功颂德的匾额时，那讽刺便顿时锋利起来。在这篇著名的小说中，叶圣陶旗帜鲜明地宣告：即使是身为完全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也决不可丧失对社会、群体的责任感和对时代历史的是非观，苟活，是可耻可鄙的，人，应当追求一种摆脱庸俗私利卑琐情趣、向往崇高的事业并甘愿为之牺牲小我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