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成为科学的精神分析，为何最终被指责“不够科学”？(9)

新京报：你提到，斯特拉齐夫妇操刀监制的标准版英译本，本意是希望能够把弗洛伊德塑造得足够“科学”，以符合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的标准形象。但这种寻求认同的诉求却最终导致了精神分析的认同危机。概括地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孙飞宇：我想这首先是因为此种科学化和美国化的发展方向与弗洛伊德本人所认可的精神分析不同，遭到了来自弗洛伊德本人的强烈反对。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或者努力进入科学，就必然会遭遇到丧失丰富的地方性和文化意涵。其次，正如韦伯等学者所指出的，科学本身的特质就在于不断自我更新和证伪，也就必然导致时至今日弗洛伊德在科学之中的“被淘汰”。

斯特拉齐夫妇（James Strachey & Alix Strachey）翻译的《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标准版英文译文集》（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及，弗洛伊德的理论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有某种“独立发展”的迹象。当然，这一发展的趋势是令弗洛伊德本人很不满意的。一些社会学者曾经探讨过美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的一种“例外论”。这种精神分析在美国独立发展的现象，体现了哪些20世纪初美国社会科学总体发展的特征，以及美国社会文化的特点？
孙飞宇：精神分析对于美国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精神分析与美国的社会科学并不是一回事。当然，精神分析在美国的确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就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学问和实践的理性化、职业化和专业化。这一点我在书里也有讨论。这些特征，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特征一样，也都反映出了美国社会文化之中的实用主义传统和现代社会之中的理性化趋势。
在今天，
我们还需要弗洛伊德吗？
新京报：及至今日，弗洛伊德不仅仍被多个学科的学者重视，也可能是大众文化中最“出圈”的经典学者之一。“力比多”“俄狄浦斯情结”已经成为很多人常常挂在嘴边用以解释一些现象的名词。去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翁福雷的《偶像的黄昏》引进中译本。他在书里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形容为一套“话术”，并不严谨，仿佛是一套“能回答所有问题的世界观”。你会如何评价这个观点？你会如何看待弗洛伊德在大众文化中持续的走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