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孙飞宇：弗洛伊德是一位以研究西方文明为己任的社会理论家

原创 孙飞宇 三联学术通讯
作为一位自认是单枪匹马对抗全世界的人，弗洛伊德大致可以被理解为西方文明的“敌文明者”。惟其如此，他才是我们理解西方的重要线索。至于弗洛伊德学说的产生根源，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说，我更愿意举出两个重要的面向，其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其他近现代自然科学的重要进展对弗洛伊德产生的影响，其二是西方的宗教改革，尤其是作为其重要遗产的清教思想及其所带来的现代西方个体性的诞生，也是弗洛伊德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我想，这两点也是理解精神分析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而是出现在欧洲的中西文明之别。
——孙飞宇

孙飞宇，1978年生于山东青岛。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士、硕士，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与政治思想博士，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西方社会思想史，集中于经典精神分析—社会理论、现象学—诠释学传统中的社会理论等。同时兼顾对中国社会的经验研究。著有Social Suffering and Political Confession: Suku in Modern China、《方法论与生活世界》、《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译有素德·文卡斯特《城中城：社会学家的街头发现》、约翰·奥尼尔《灵魂的家庭经济学》等，合译作品有亚当·弗格森《道德哲学原理》等。
弗洛伊德是一位
以研究西方文明为己任的社会理论家
第一问
祝贺新作《从灵魂到心理》出版！您这本书独辟蹊径地把弗洛伊德重新带回我们的视野。灵魂与理性化是这本书的核心概念，能否简要谈一下为何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意识？
孙飞宇
谢谢三联能够出版我的这部作品。这并非一部全面研究弗洛伊德的专著，大陆学界还缺乏这样一本专著。我目前也没有准备好去撰写这样一部专著。对我而言，《从灵魂到心理》更像是一部准备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