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孙飞宇：弗洛伊德是一位以研究西方文明为己任的社会理论家(2)

孙飞宇，《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
所谓准备性作品，是说希望能够在两个层面为进一步的弗洛伊德研究做一个准备。首先，我在这本书里呈现了一个知识场域，或者说讲述了一个以翻译为主线的故事。其次，以“爱欲”和“官能症”为核心概念，讲述了我所理解的弗洛伊德社会学——弗洛伊德是一位以研究西方文明为己任的社会理论家。
关于灵魂和理性化的问题意识，最初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我在长期的弗洛伊德阅读和翻译过程中，发现英文标准版译文集里存在系统误译现象。如何理解这一误译，对我来说有些为难。一方面，中文学界对弗洛伊德的诸多核心概念的翻译和理解均来自英文学界的这一翻译，的确与德语原文相悖。另一方面，这一误译，无论在英文学界还是在中文学界，都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了重要的学术遗产。1986年，欧洲的诸多学者齐聚伦敦，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弗洛伊德英文翻译问题的会议，然而，当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出版委员会为此专门成立的工作小组提出，要修订甚至是重新翻译弗洛伊德的作品时，带来的却是“极大的焦虑”。产生这一焦虑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家都担心“失去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伴我们成长、原先认定的大师真正的声音”（Holder, 2001:269）。
另一方面，他们当然也必须承认，这种伴随他们成长的“原先认定的大师真正的声音”并非弗洛伊德“原初真正”的声音和理论形象。将一个更为完整、丰富和生动的弗洛伊德呈现出来，对于我们理解精神分析史、社会理论乃至西方文明都至关重要。这一主张，在企鹅出版社的新英译本中已经体现得非常明显。

Sigmund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Penguin Classics, 2014
除了上述英译本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意识来自社会学学科中的理性化现象。在全世界的范围内，社会学研究都面临着理性化的发展趋势。我们有时会将这一点视为社会学的“美国化”。不过在阅读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发展史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这也是一种普遍的历史趋势，是和韦伯当初所说的理性化处于同一潮流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作品中的“灵魂”被英译为“心灵”，并不仅仅是翻译的问题。或者毋宁说，这一翻译是一个时代潮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