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孙飞宇：弗洛伊德是一位以研究西方文明为己任的社会理论家(3)

这当然并非弗洛伊德研究者独有的感受。阿兰·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就以韦伯和弗洛伊德为例来讲述美国文化对于欧洲思想的通俗化理解倾向。再比如，齐美尔的德文作品在被翻译为英文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灵魂（Seele）”这一概念被翻译为“心理（psyche）”、“精神（Geist）”被翻译为“心灵（mind）”的现象。不过，新译者同样并未进一步去研究这一翻译背后更为广泛的知识社会学的结构和机制（John D Boy, 2021,"‘The Metropolis and the Life of Spirit’by Georg Simmel: A New Translation,"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Vol.21[2],188-202）。

Alan Bloom,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Simon & Schuster, 2012
所以当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想到的，更多是社会学首当其冲的类似命运，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思想的命运也许会成为一个参照。
第二问
在您的论述中，弗洛伊德学说在欧美的传播不止是一段知识接受史那么简单，他自己对于“误译”的态度也同样值得玩味。文本的层层累积就像“梦”一样，掩盖和泄露弗洛伊德本人对于精神分析的真正理解。从您的论述来看，弗洛伊德似乎对误译采取了一个“合谋”的态度，翻译的错误本身不仅不可避免，而且至关重要。如何理解弗洛伊德的这种态度？可以认为他在生前已经无奈地接受了精神分析的理性化、专业化和美国化前景了吗？
孙飞宇
仔细想来，我在书中把英译本称为“弗洛伊德之梦”，其实有双重意思：第一重是说，英译本使弗洛伊德实现了自己的“白日梦”——精神分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承认，弗洛伊德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成功。第二重意思，英译本作为一种“显梦”，其主要的资源和动力机制都来自弗洛伊德及其文本，而“审查机制”则是现代社会。所以在英译本的问题上，弗洛伊德虽然表面上似乎存在着“合谋”的态度，然而真正重要的并非弗洛伊德的态度，而是现代社会在处理弗洛伊德文本的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社会机制。正如弗洛伊德对于人之灵魂的理解一样，现代社会存在着类似的、不为意识层面所知晓的审查机制。这一审查机制既有道德性，又有政治性和文化性，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会以理性化的实质特征，以科学化和专业化、职业化的形式出现，在翻译和传播、接收之中将弗洛伊德的原始文本加以系统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