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孙飞宇：弗洛伊德是一位以研究西方文明为己任的社会理论家(8)

第七问
当代中国似乎正经历因为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现代病”，抑郁、焦虑成为普遍现象。我们现在都是在医学和心理学的范畴理解抑郁和焦虑，也在快速普及类似美国的心理咨询。如果倒退一百年，弗洛伊德会如何看待这些“心理咨询”？面对现代人“俄狄浦斯的命运”，我们又如何“重返灵魂”，来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官能症”？
孙飞宇
确实如此。今天的现实处境也是我继续阅读和研究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史的动力来源。作为一位社会学的研究者，我认为《自杀论》以及在精神分析历史中偏社会学研究的作品，如《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逃避自由》等著作在今天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也就是说，我更倾向于从社会层面来理解当前在年轻人或者更大范围的群体之中所产生的焦虑和抑郁等现象。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快速发展当然也与此种现象有关。

Émile Durkheim，On Suicide, Penguin Classics, 2007
精神分析及其相关产业最初都不是在中国应运而生的，如前所述，这是中西文明之别的问题。不过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变迁之中，心理问题随之广泛出现，在社会学上，这也是一个可以解释的现象。心理咨询等产业的迅速发展是社会需求的产物，确实帮到了许多人。我想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深深扎根于欧洲文明的土壤之中，他也曾说，对于人的理解与治疗极为费时费力，真正的分析师所需要的乃是关于文明、宗教和社会的知识以及对分析对象的饱满热情。所以从弗洛伊德的角度来说，在中国从事精神分析，同样需要对被分析者的文化与文明有深刻的了解和深度的热情。
这一切对弗洛伊德来说，不仅仅是现代性的问题，更是文明之为文明的展现，也即文明的不满，只不过在今天，它们表现为焦虑和抑郁而已。当然，理解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承认其正当性——弗洛伊德毕生都在从事治疗。就文明本身来说，治疗的行为才真正意味着文明之为文明的正当性，正如在学校里一名真正的教师必须认真面对教学，在家庭中好的父母必须关爱子女，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好人必须真诚对待他人和自己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