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孙飞宇：弗洛伊德是一位以研究西方文明为己任的社会理论家(7)

韦伯曾经将西方受新教影响的文明传统与科学思维，用“方法论主义”加以概括总结。以理性化为基本特征的“方法论主义”意味着以主客二分的理性化视角去理解与支配世界，以获得“系统化知识”并确立相应职业。这一特征与现代研究性大学和现代性知识的兴起息息相关，且越来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形式。以移情为其核心主张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在“爱欲”与“认识”之间相互促进的认识论传统。这一传统在尼采、舍勒、福柯和克拉克等人的研究中都有所体现。在现代社会，与韦伯所分析的“方法论主义”相应的态度是：“爱使人‘盲目’而非明智，只有尽可能克制情感行动，同时排除对象的价值差异，才能获得对世界的真正认识”，然而舍勒指出，这是一种符合现代市民阶层价值观念、人格气质乃至家庭结构的观点，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历史性的真理。
对此颇为敏感的舍勒发现，“爱者与认识者之间的对立这一古老冲突贯穿着整个现代史”。弗洛伊德所代表的认识论传统认为，以“移情”为核心的精神分析理论意味着一个人必须经由爱欲的支持，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认识并实现相应的行动。弗洛伊德虽然一直都在强调自己工作的科学性，然而这一科学性不同于 “简单客观性”。他认为，这一科学性必须承认人与人之间、人与客体之间的复杂爱欲关系，并且学会成熟地处理此种爱欲关系，才真正能够实现知识的获取与升华。
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精神分析引论》一书的最后，弗洛伊德将医生赋予“教育”的角色，并把精神分析视为一种“再教育”。其实我们可以借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明当前的教育：假如一位教师不被学生信任，那么他讲的知识，又如何能够被接受呢？假如教师和学生之间不存在着一种超越职业化的“友爱”关系，那么真正的教育又如何可能呢？

Sigmund Freud,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Psychoanalysis, Pocket Books, 1952
我们当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中，布鲁姆所批评的心理学，正是受到美国人所曲解和改变的那种心理学，即“一种没有‘灵性’即没有心灵的心理学” 。布鲁姆由此批评弗洛伊德，认为弗洛伊德除了“性”以外，没有给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这当然是受到英语翻译影响而对弗洛伊德产生的误解。不过布鲁姆确实敏锐地认识到，弗洛伊德心理学已经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大产业，进入了公众生活的主流，其地位与工程学和金融业相当”。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布鲁姆认为，大学教育已经无法实现对于人的灵魂的塑造，学生必须从别的地方寻找自我。这一批评同样可以适用于当下的教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