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个问题丨孙飞宇：弗洛伊德是一位以研究西方文明为己任的社会理论家(6)

我将社会学视为一种修行，是希望强调社会学的理论和知识不仅仅是书斋里、字面上的学问，而是关于活生生的现实，关于研究者自身成长的学问。在我的理解中，现象学和精神分析也都具有这个面向的特征。这是我自己愿意去努力的方向，因为不理解这一点，或者不愿意去理解这一点，研究往往就会做得枯燥乏味，缺乏生气与活力。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精神分析工作的困难之一的确是“患者自身不想被治愈”。对于今天的社会学研究来说，学者本身不想敞开，“社会学自身不想被治愈”，也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内在困境。
第五问
书中的第三和第四章对弗洛伊德的核心概念“爱欲”和“官能症”做了大篇幅的深入阐述，有人认为这两章与前面的“英译”问题似乎有所脱节。您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有什么样的考虑？这两章的功能和你自己独特的阐释体现在哪些方面？
孙飞宇
在酝酿这本书的时候，我曾经跟李猛、渠敬东和田耕等多位师友讨论过写法问题。目前全书的这个结构，是我经过反复思考确定下来的。最初的想法是，如果前两章可以将“从灵魂到心理”的知识场域讲述清楚，那么接下来的两章，我需要在西方思想史的意义上去打开弗洛伊德的社会思想，一方面着手讨论弗洛伊德对“灵魂”的理解——我想这将是我下一部书的主题之一——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将弗洛伊德理解为一位社会理论家。换句话说，在从翻译和接受史的研究中发现了弗洛伊德不是一位心理学家，而是一位研究人类文明的社会理论家之后，我们如何理解弗洛伊德呢？这是我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重点去做的事情。这种尝试也许不太令人满意。例如，有审稿人指出，“爱欲与神圣”这一章把弗洛伊德与欧洲传统之间的关系理解得简单了。我认可这一批评。在思想史领域准备不足是我迄今无法对弗洛伊德展开全面研究的原因之一，也将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六问
您在书中涉及了许多弗洛伊德和他的患者、学生之间的爱恨情仇。弗洛伊德自己也认为，经历过精神分析治疗的人才可能作为精神分析的研究者，这其实意味着，精神分析的患者/学生需要将自己交给他们的医生/导师，甚至将自己交给精神分析。在这个意义上，您如何理解精神分析与现代大学教育之间的关系，或者从您的经验出发，您是如何在一个现代的课堂里讲授“精神分析”的呢？
孙飞宇
弗洛伊德跟他的老师、患者和学生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是精神分析史的研究热点，也的确和他与阿德勒、荣格等人的理论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弗洛伊德坚定认为，自己的精神分析是一种科学，然而这种科学的奇特之处在于，患者必须在深入理解自己和理解分析师（或者其著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去接受和赞成。我认为，弗洛伊德以一种极为深刻的方式向二十世纪的社会科学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爱欲与认识之间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