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东力｜资产阶级的危机与后现代多个版本：以现代性概念为起点(9)

（三）资产阶级时代
如果说，自治城市是中世纪母腹中孕育的新社会胚胎，那么，地理大发现则成为早期资产阶级进入新时代的入场券。地理大发现作为第一桶金，使资产阶级通过东西方贸易和大西洋贸易（即商业革命），逐步掌握了世界。“世界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南北美洲和东欧（与西伯利亚一起）生产原料，非洲提供人力，亚洲提供各种奢侈商品，而西欧则指挥这些全球性活动，并愈益倾全力于工业生产。”[26]世界范围的资源、市场和财富，成为工业革命的前提。也就是说，近300年的全球贸易带来两个结果：迅速积累的财富和迅速扩展的市场，或者说充足的资本和巨大的需求，这为提高供给、扩大产能提供了必要条件，于是革新技术、升级产业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工业革命加上政治革命，19世纪西欧、北美进入了资产阶级时代：大机器制造（产业）、自由放任主义（经济）、议会民主制（政治）、契约式人际关系（社会）以及进步主义的历史观（线性时间）。
资产阶级不仅成为本社会的统治阶级，而且成为全世界的主人。
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社会也面临持续不断的危机。
▍危机的解决方案与后现代
后现代的字面含义就是“现代之后”（after modernity），因此对它的理解取决于对“现代”的理解。如前所述，汤因比指出了现代与资产阶级的内在关联，与此同时，他也提出了有关后现代的实质和因果的见解，这种见解表面看相当古怪，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更具启发性。
（一）汤因比：后现代始于1875年
卡林内斯库曾说：“‘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称谓显然是由历史学家和先知阿诺德·汤因比在1950年代早期创造的。”[27]这一说法略嫌武断。《历史研究》第1—3卷出版于1934年，第4—6卷出版于1939年，第7—10卷出版于1954年。检索这十卷本可以发现，在1939年出版的第4、5、6卷中，汤因比已多次使用“post-modern”一词。例如在第4卷中他说，梵蒂冈教皇在1929年、1933年分别与墨索里尼及希特勒签署协议，屈从于两个世俗政权，由此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比喻为“‘极权主义的’地方政权的两个‘后现代’使徒”（“two ‘post-modern’ apostles”）。[28]实际上在《历史研究》第1卷，汤因比尽管未使用“后现代”一词，却在“现代”之后为“后现代”预留了位置，称之为“西方文明第4期”—按他的理论，西方文明与之前的希腊（罗马）文明尽管有血缘关系，却是两个不同的文明，而西方文明本身则分为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