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朱元庆：我们为何要对外翻译中国法律？(3)

2021年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在北京表决通过印花税法。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法律的外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同国外主要法律话语的交流。中国法律外译在“你来我往”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朱元庆：自清末中国法律近代化改革以来，中国在中外法律交流方面长期扮演“跟随者”的角色。中国的近现代法律，本质上是“翻译和移植”的法律，即通过翻译形式移植国外的法律体系。从20世纪初开始的100年间，中外法律话语交流一直是“西法东渐”，中国一直处于“入超”，即“外译中”的比例要超过“中译外”的比例。不过，根据有关行业组织2011年的统计，中国翻译领域“中译外”的占比首次历史性地超过了“外译中”的比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法律外译起着关键作用，法律文本属于最专业、最“硬核”的源语言文本，集中而直观地体现一国法治建设的现状。
法治是国际交往的最大共识，法律翻译则是中国法治国际传播的桥梁。在国外精通中文和中国法律的译者极度缺少的情况下，中国的法律外译工作者责无旁贷，理应勤奋耕耘，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中国法律外译在中外法律交流之中可以起到如下作用：
第一，以直观的方式，呈现中国立法乃至整个法治建设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使国际社会知晓“中国法律是什么”；
第二，通过翻译典型案例、涉法新闻报道等，呈现中国司法的运转情况，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法律如何运作”；
第三，通过“中华学术外译”等重大项目，对外译介中国法学学术最新成果，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法律未来向何处发展”。

2014年12月4日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宪法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当天举办“让法治成为信仰”主题宣传暨“12·4”公众开放日活动。中新社记者 李慧思 摄
中新社记者：中国法律外译如何为中国法治建设成果的国际传播做贡献？
朱元庆：从对中国法律外译各个阶段的梳理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法律外译的主力是欧美人士，其翻译动机往往是利己的功利目的，在翻译中国法律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存在曲解和误译的情形。在新中国成立70余年和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应牢牢把握中国法律外译的主动权，站稳中国立场，扩展国际视野，对外介绍中国法治建设成果，推动中外法律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