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与千寻》再上映：电影最重要的主题，还没有人说出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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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宫崎骏并没有把动画人物的所指定格在单一的现实存在中，汤婆婆的身上既有美国的影子，也有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常有的剥削者的姿态，但可以推测的是，汤婆婆代表了一种主宰“油屋”又与“油屋”传统截然不同的存在，如果结合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脱亚入欧”的渴望，以及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胆地学习西方技术和文化，改造自身的表现，就不难理解宫崎骏的题中之意。
“油屋”与汤婆婆，正是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地理位置和精神位置上的错位，这种错位造就了日本历史的尴尬，也成为日本在二十世纪的诸多行为的内在诱因。比如对亚洲邻国的战争、冷战期间对美国的依附等。宫崎骏对这种错位和美国霸权持的是批判态度。早在1988年11月的一次采访中，他曾说：“当得知中国学生们将美国社会当作理想时，我为他们的理想之浅薄而惊愕！”九十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理想在现实中大幅塌陷，泡沫经济使日本政府在全球趾高气扬，这加剧了宫崎骏对现实的失望。”（宫崎骏高畑勋语）所以他渴望写出一部映射现实的作品，在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做逆流而上的人。

宫崎骏说：“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调物质文明的社会，一个快节奏忙碌的社会，一个娱乐泛滥的社会。繁忙、机械的成年人只能通过不断的娱乐来填补心灵的空虚，而由此，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童的成长。”结合他早年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经验，《千与千寻》对消费社会的讽刺、对劳动的推崇，以及对“异化”的描述，显然受到了《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的启发。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了劳动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异化”，指出劳动者从社会的人变成了劳动力，沦为一个和机器一般的符号。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难题不只是劳动价值的贬损，还有人在变成消费主体后，日益沉湎于物质堆砌和资本累积中，不但劳动的意义被降格，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变得干枯，缺乏反思生活、对抗秩序的勇气，成为一个个面目模糊的游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