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取消文化到阅读退化：罗琳为何被读着《哈利·波特》长大的读者所抛弃？｜圆桌(7)

但汉松：
西方知识界对此已有很多反思，标志性事件是《哈泼斯杂志》发表公开信，抗议取消文化伤害了宝贵的言论自由原则。签署人不乏重量级人物，包括史蒂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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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克、玛格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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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特伍德、诺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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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以及
J.K.
罗琳。不难发现，当前在左翼内部存在一种集体焦虑，即：社会行动主义以政治正确为名、以取消文化为武器，但其实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想解决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很多误伤。这种去中心化的大众行动容易变成了一种私自执法（vigilantism），没有正当程序（due process）和确切证据，却急于进行定罪、围攻、指责。现在看来，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不可小觑。

《哈泼斯杂志》公开信
在我看来，罗琳其实属于那些
“
不可取消
”
（
un-cancellable
）的精英人士，她是这个星球上古往今来靠写作赚钱最多的作家，但绝大多数取消文化的受害者没有罗琳这样的财富加持。他们可能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或杂志编辑，在课堂内外或个人社交媒体上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或质疑了一下政治正确的狂热，于是就招致网暴或人肉搜索（doxxing）。反对者直接向其任职的学校或机构施加压力，导致他们丢掉工作。对这些人来说，这份工作可能是养家糊口的全部来源。长此以往，取消文化会让大家噤若寒蝉，因为一种不同观点的表达，可能被网民界定为
“
仇恨言论
”
。这对言论自由（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是很大的伤害。
作为社会行动主义在互联网时代的大杀器，取消文化天然地反对权威和既得利益者，它意味着一种民主（甚至民粹）的自下而上的对抗姿态。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它有进步性——
在前互联网时代，你无法想象凭借匿名的草根，就可以撼动那些看似不可撼动的人，扳倒原本在司法体系中享有特权的精英。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民主的胜利，也是互联网时代向大众赋权的体现。有了全球反性骚扰运动中哈维·韦恩斯坦的前车之鉴，今后那些想对女同事上下其手的男高管们或许不得不考虑一下后果，因为一旦被曝光，取消文化会以无远弗届的铁拳让他们付出惨痛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