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国主义到安保一代：日本航空技术史勾勒出的现代彷徨(6)

重大科学项目在社会的拥戴下得以顺畅发展，社会也会反过来受益其中。这种良性互动机制可能会成为技术创新的永动机——若其幸运地处在和平年代的话。

糸川最著名的一张照片。他坐在一排灯泡组成的发射系统前，后面的山坡上站满了围观群众（来源： Japan: Origins-the legacy of Hideo Itokawa）
在社会与媒体反响空前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终于对火箭研发敞开了大门——1958年，首相办公室批准建立了国家太空活动委员会（National Space Activities Council），并给予拨款。眼看着前往宇宙的黄金道路就要开启，1960年《日美新安保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的签订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航空技术发展的意义。日本被置于美国的单方面军事保护下，致使大量民众认为条约带有帝国主义压迫的不平等性质。此外，与美国的军事互通保证了技术机密和情报的互通，这意味着日本在军事技术的使用上不具备自主权。《新安保条约》与美国占领初期推行的民主改革产生了矛盾，后者为左翼和平主义政治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前者却要反过头来摧毁它。
将日本打造为国土西面的前哨，是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为包围共产主义而制定的决策，这一决策将美国的国家安全视为头等要务，而当时的日本国家被视为不具备自我防卫的能力，因此在条约制定方面没有太多的发言权。这大大打击了日本社会对民主的预期，与《和平宪法》制定后人民对于国家未来走向与和平道路的理解大相径庭。美军军事基地的存在，迫使日本人再次承担起轰炸机从空中略过的阴影，象征着恐惧与毁灭的怪异引擎声还会继续主宰几代人的回忆。
由此，《新安保条约》引发了日本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抗运动。与其他参加全球六十年代抗争的同伴不同，“安保一代”面对着日本和美国两台巨无霸式的国家机器，占据多数席位的自民党与其美国支持者实际掌控着日本政治、经济和军工产业，它们为了“自由世界”在冷战中的竞逐而服务。现代文明之间的荒唐竞争就如同一场马拉松，从中掉队的只有不肯参赛的人民。日本左翼思想家井上清在《战后日本史》中回忆道：“美军征地的标桩……浸染着日本人民的鲜血一寸寸地打下去。”镇压和内部分裂让安保运动快速走向了失败，而敏感的“安保一代”也终于明白，即使是在宇宙的深处，和平也无处寻觅。“惯性滑行”是不被允许的，日本只能选择加速或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