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再度抬头，反智之下的权力争夺却被微妙地忽略了｜文化纵横(2)

其中一类成果有关知识/权力，国内外分别以李泽厚和郭颖颐 ( Daniel W. Y. Kwok) 为代表。李泽厚认为，“科玄论战”的内涵不在于学理之争而在于意识形态之争，占优势的科学意识形态是传统“实用理性” 在现代的转化。郭颖颐则强调，论战是在中国文化意识的连续性上爆发的论争，科学派的胜利是唯科学主义权威的胜利。
以上观点基本从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 视角来讨论“科玄论战”，其中的知识/权力问题与意识形态有关，即知识的基本特质不在于它的功能之中，而在于调控并允许理性实现其谋划的道德权威。虽然论战的风格也表明，参与者们接受了作为科学遗产的线性历史观，并且救亡图存的社会境况 也确需理性(科学) 发挥权力与能力，但无论参与者还是研究者都没能有效处理其中的矛盾性，致使这一范式“身陷囹圄”。其中的矛盾性也由论战增加了东西文化价值选择而造成: 一方面，科学与玄学分属不同的知识类型，彼此间以及它们所代表的文明间并不存在客观进步性，把科学意识形态看作合理性的结果没有因果必然性; 另一方面，中国在向西方学习之际，西方也同样在吸收着中国的价值长处，意识形态范式显然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导致由线性历史视角来研究“科玄论战”不能诉诸论辩之外的力量，否则理性的权力和能力将会崩解。
那该如何讨论知识/权力问题呢? 福柯（Michel Foucault）提示我们，应把焦点从“因果”历史转向“效能”历史，即某种观念的历史并不总是其合理性的抽象化历史，而有关这个观念的构成及有效范围的历史也应被纳入其中。这表明，当我们把知识与权力视为一种在历史条件下的互促时，就既能关注到同一事件在外部离散中的接受，又可以不否认内部过程的重要性。近年来，连冬花等学者重新思考了论战中的知识/权力问题，并把注意力放在话语权上。他们认为，其中的知识/权力同参与者的知识资源、信仰及论辩策略有关。这一研究范式为考察外部效力如何影响事件本身提供了可能性，并调和了意识形态与理性的矛盾，但它亦属线性历史视角，并默认了其中的主体性而忽视身份表征的过程，致使考察也不充分。毕竟思想并非作为抽象的理智活动不偏不倚地存在于真空里，相反它作用于生活在实际境况中具体的人以说清楚“我们”是什么，而通过评、拒斥等话语手段划定出与之对立的“他们”。
因 此，要更全面地理解 “科玄论战”中的话语权，需要回到论辩中来观照权力实施和身份建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