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再度抬头，反智之下的权力争夺却被微妙地忽略了｜文化纵横(7)

反宗教或基督教可以视为“科玄论战”的一种来源，除了部分参与者后续也加入 论战外，两个活动中所讨论的思想家亦有重合。更关键的是，反宗教论证逻辑中的启蒙历史叙述结构使知识分子们通过科学建构了自己的现代身份，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又要求构筑一个不同于既有状况的新国家和新社会，这样，科学的身份不仅能符合 “新”的独特性，还能给知识提供正当性。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反宗教的论证逻辑只提供了知识主体的合法性，如要将知识主体和道德主体结合起来，还需要通过强调迷信的落后、愚昧乃至罪恶来提供张力。在反迷信的复线历史中，用科学身份表征道德主体而用迷信身份表征不道德或非道德的“他者”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象征实学、进步和救国; 迷信则象征虚理、落后与亡国。20 世纪初，“因迷信而智愚，因智愚而国亡”的 逻辑序列就被知识分子所重视和宣扬，如 1905 年登 载的《论革除迷信鬼神之法》就率先将“迷信阻碍智 实”与“学术关乎国计”结合到了一种关联性的表述中。知识分子认为，西方文明之所以发达，是因为他们将实学(科学) 运用到对自然界的认知改造中，从而实现了物质的进步; 但中国学术却崇信虚理，有悖于实学的认知改造目的，因此是一种鄙陋积习 且阻碍了国族的发展。
吴稚晖就把科学紧密地编入其“新社会”概念中，指出中国的人文观念与西方的技术观念之间的不和谐恰恰是人们守旧“玄想思辨”而产生的危险。他强调 ，中国要实现“新社会”，首先应使青年从沉湎于精神文明的空想中摆脱出来，投身到被科学实证的学理中，毕竟精神性或宗教道德正是迷信的藏身之所。陈独秀也同样关切将青年从沉迷空想中唤醒的问题，他在 1915 年的《敬告青年》中已然提出了“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主张; 而沿着这一主张，陈独秀大声宣告: “唯其尊现实也，则人治焉，迷信斩焉。”从这一视角再看“科玄论战”，便能理解为何张君劢所宣传的精神文明会在科学论者中激起轩然大波了。在科学与迷信的“身份辩证法”中，科学支持者认为宣扬精神文明便是在鼓吹虚理和迷信，其根本上背叛了学术、国族所急需的进步。
第二，科学象征启蒙、新民和集体共生；迷信则象征未开化、愚民和自私自利。对新知识分子来说，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与信仰，因为长时间受迷信的浸染而愚昧不堪，不仅造成国民的自私自利，还使个人活力丧失，并要为文化系统内部变革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因此，知识分子希冀以科学的效力来剔除传统的文化信仰，进而以科学的“信仰”来缔造“新民”。陈独秀的思想就体现了信仰替换的意图，他极力表达的“民主与科学”哲学，从否定的意义来讲，即是要求以科学来摒 弃所有形式的传统文化，包括反俗世的道教、佛教以及将个人束缚在家庭和社会责任关系中的儒家文化。胡适也认定: “有些人因为迷信天堂，天国，地狱，末日裁判，方才修得善行，这种修行全是自私自利的，也算不得真正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