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再度抬头，反智之下的权力争夺却被微妙地忽略了｜文化纵横(6)

这一勘察路向需要我们梳理迷信概念生成和使用的历史，尤其需要厘清科学在反迷信的话语中是如何作为工具来帮助建构现代身份的。具体包括: 第一，迷信概念有着什么样的发生学定义和可能的复线历史; 第二，知识分子们怎么把迷信圈定为科学的对立面，且如何实现了反迷信的单义收束; 第三，在单义收束的反迷信历史中，主体和“他者”的身份何以表征; 第四，反迷信历史中的身份表征与“科玄论战”有着怎样的联系。
从发生学上看，“迷信”于19世纪末经日语转译进入中国的语词库中，其词义一来指向异族信仰 ，二来有关着信仰的心理状态，属中性词，并无明确的批判意味。从基础词义看，迷信概念的复线历史可能涉及宗教范围内、学理层面上的讨论。但进入20世纪，梁启超通过 “正信”与 “迷信 ”之别勾勒出“迷信”与现代理性、科学观念相对的意义轮廓。他认为，宗教和迷信本同属旧时代的遗留物，但宗教“于人群进化之第一期......有大功德”，因此可视为一种合理性的“正信”; 而“迷信”则完全是缺乏实证支持的非理性，所以“一有迷信，则真理必掩于半面，迷信相续，则人智遂不可得进，世运遂不可得进。”
梁启超基本依据有用性来划分宗教与迷信，而 此划分也成了丁文江在“科玄论战”中对宗教和神学的基本态度。事实上，从人道主义和实用主义出发，诸多新知识分子都承认宗教在社会福祉方面的价值。但随着实证论、理性主义和破除偶像的热潮的发展，反宗教的势力也开始增强，而反宗教更使反迷信收束为了单义。
“科玄论战”开始的前一年，即1922年，反宗教（基督教）同盟在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陈独秀等人的领导或支持下成立。他们反宗教的论证逻辑 之一便是宗教对未知论的信仰违背了科学方法：（1）所有宗教信仰都是武断且非理性的，因为它并不来自于逻辑思维，其涉及的神秘内容只是一些暂时未知的东西；（2）虽然是否存在超自然力量不是现阶段的知识所能解答的，不过随着人类知识的扩增，未知的范围必将缩小；（3）如果对之盲目虔信，只能导致非理性、非科学的迷信。论证的逻辑之二则是基于宗教的来源与启蒙历史叙述结构：（1）宗教起源于原始人的无知和恐惧，它利用了人 类的弱点，其基础与迷信有关；（2）从历史来看，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将不断缩小；（3）19 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启蒙的发生，宗教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活力。
虽然中国的宗教问题显然有别于西方，但这不妨碍知识分子在“革新”话语中使用启蒙叙述结构并把它作为反迷信的根本支撑。因为按照反宗教的论证逻辑，既然科学替代宗教势在必行，那么科学破除宗教的迷信成分，也不在话下。陈独秀就表示，在人类未来的进步过程中，科学将使人为的规律如自然规律般有效，并解释神明和宇宙的一切未知，这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人类不应该始终屈从于宗教的虚假与迷信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