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再度抬头，反智之下的权力争夺却被微妙地忽略了｜文化纵横(8)

那科学的信仰有什么切实意义呢? 在知识分子看来，科学的信仰或人生观是基于集体主义的“共生观”，有利于形成社会责任。胡适的“不朽”理论就表达了这种认知，他提出“个别的自我”是“社会的自我”这一更大范畴的产物，并认为个人的生命会消亡，但在大自我中的生命则是不朽的，因此一个人的思想、行动应以他对于大自我所产生的效果来评判。丁文江也用蚂蚁的集体行为来 说明正确的信仰应该是牺牲个体之利益以图群体之利益，否则物种不足以生存。而中国政府1900—1930年的反迷信运动与知识分子所要求的社会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并且前者还为后者提供了实践上的支持。杜赞奇就看到，新知识分子不仅是现代觉醒的忠实信徒，他们也是在农村社会对权力结构进行重组的主要人员，那些依靠宗教财产的地方团体被政府机构所取代，而政府也在消灭迷信的过程中直接控制了过去从未控制过的乡村财产和财政来源，这除了为新兴民族国家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充，更使得知识分子的社会倡议得以落实。
所以当1923年张君劢表达了“人生观”是一种有关个人的看法，而这种个人不被看作社会的必然组成部分，并仍被期望接受某种超越性的价值框架时，科学论者自然凭借集体主义和社会责任的信念群起攻之。
第三，科学象征自由；迷信则象征专制。由于迷信与神权专制相关，所以取缔神权与王权牢结也成了反迷信的话语指陈之一。梁启超的“政教分离”思想在此方面极具代表性，他认为，教条主义的宗教学说必然束缚知识的发展和传播，而知识的发展和传播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政教分离是走向现代文明的一种标志，这可使政治趋向民主，思想倾向自由。 虽然中国也缺乏西方中世纪那般的神权统治，不过传统中国的文化、政治系统皆被视为依附于普遍王权之 上 ，如要铲除普遍王权，除了政治上推翻帝制外，还要在一切的文化—道德秩序上实现彻底反迷信。科学就被当做绝好的工具，特别是社会科学可以使社会被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无需迷信任何专制力量。任鸿隽表示，科学的明理作用可使迷信不足凭，亦使天赋作君之权不足凭。陈独秀也认为，“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 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 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学的黑暗道路 ”，国民如若希望义和拳之类的事情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树立，就应自觉投向科学的怀抱，将所有无根据的信仰及其象征清逐出去。
▍结语: 对“科玄论战”中 知识 / 权力问题的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