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之考察(16)

以上这些都一再说明了义和团运动既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自救斗争，同时也是一场不同宗教信仰的大博弈，其主要象征：一方是深扎于本民族文化土壤的“汉教”玉帝，另一方则是外来而具有征服性的“圣教会”(天主教会)上帝。“汉教”，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信仰，从揭帖中看它频频出现诸如“佛门”、“神佛”、“神仙”、“仙爷烦”、“仙下山”等此类具有宗教性的民间信仰词语，而在义和团运动始发地——冠威地区所发出的“神助拳义和团”揭帖利用“山东圣府抄传”名义而广传于各地，这一切又显示了“汉教”乃是融混三教而不独属于某一教或被称为“大教”的民间信仰。对于“大教”之称在直隶固安县坊城坛上就曾发出有这样一份告白：
四方亲友得知，现今坊城坛上有闺女二十三名。伊等虽然在天主堂为婴孩，全是咱们大教的人……特此谨白。
此揭帖中的“大教”即所谓的“汉教”。据义和团运动始发地的文史工作者曾对“汉教”进行过广泛的田野调查，指出“汉教乃不同于正统宗教，也不是以三教为特征的民间教门之总称或一种”；“顾名思义，‘汉教"即大汉民族的教。它既没有宗教领袖，也没有特定的教规、传统的伦理纲常和佛道教的教义。它是信众们的行为准则，是汉族广大民众自宋明以来在中国三教文化影响下土生土长的一种准宗教”。其具体内容就是“以奉玉皇大帝为天地最高神、奉儒释道三教尊神(太上老君、孔圣和释迦牟尼佛)为基本特征并杂奉无生老母、灶君等民间俗神的广大汉族民众的普遍信仰”。
19世纪末作为反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斗争的义和团运动是失败了，但作为一场“汉教”与“圣教会”的大博弈，“汉教”并没有失败或衰亡，反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迫使“圣教会”不得不改变其传教策略从冲撞转向调适。这场大博弈则充分显示了以“汉教”为号召的中国传统民间信仰乃是极为强韧的精神生命力和历史悠久的民族凝聚力。
就在这一场展开宗教信仰大博弈而其实质为民族大冲突的同时，中国的知识层精英也已开始考虑如何通过中西文化交流升华自己本土宗教信仰以推进民族文化的复兴。此一酝酿从19世纪70年代末就已开始，以杨文会为代表的宗教层精英正试图同基督教接触而实践这一沟通。
基督新教从1807年马礼逊入华始直至19世纪末近一个世纪之内，在中西宗教沟通上如何将英语Religion译成最适当的汉语颇费过踌躇，但都没能很好地解决，他们依然遵循明末耶稣会所采用的汉语词“教”称以对应之。在这一点上，日本要比中国早以汉字“宗教”对译，它出现在1869年日本同西欧国家签订的《修好通商航海条约》中。其实日本之有汉字“宗教”一词，原也是13、14世纪由中国佛教典籍传入。日本虽于1869年出现有新内涵的汉字“宗教”一词，但也是延至1881年前后才广泛使用。中国的杨文会于1878年曾随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赴英伦，1884年他回国后就考虑如何通过佛教而与西方沟通并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有进一步接触，恰好此时李提摩太亦有利用佛学、佛教以沟通西学、西教的意图，于是他俩就如何共同翻译《大乘起信论》的计划进行过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