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中国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之考察(17)

1886年结识了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并通过他拜访了英国东方学泰斗马克思·缪勒(F. Mar Muller，1803-1900)由此了解了比较宗教学。这一切促使杨文会对Religion有了新知，于是在他的影响下，19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0世纪初，国内出现了一群研究中国佛学的维新派人士，如谭嗣同、梁启超、宋恕、章太炎、康有为和一些有影响的趋新人士文廷式等，他们都有接受宗教新内涵之认知趋向。但正如陈熙远所指出的，他们虽都接受来自日本的影响，而无论是撰《日本国志》(1887年撰成，1895年出版)的黄遵宪，还是编《日本书目志》(1897年编成，1898年出版)的康有为，甚至是接受日本学者姊崎正治邀请访日并发表了《论支那宗教之改革》(1899年)的梁启超，却不必然都用扩大化了的“宗教”概念以对应Religion之新义，他们基本上仍离不开中国原有的佛教或儒教内涵。
葛兆光也指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以佛学来格西学之义的。杨文会是坚持以中国佛学来沟通西方宗教文化的最有力主张者。他同南条文雄虽已结交二十年，一旦发现日本净土真宗(包括来华之东本愿寺)之教理与中国净土宗相违时，“皆驰其书辨其失，恐魔外乱正法”。前已提及他虽与李提摩太计议过合译《大乘起信论》成英文，但这一合作之背后“却是一开始双方就存有各自不同的宗教打算”。杨文会原借此“以为他日佛教西行之渐”，当他后来发现李提摩太所译之《起信论》违背了佛教原旨而渗以基督教术语新诠释时，则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拒绝帮助其他欧洲人翻译佛经。可见从19世纪80年代起至20世纪初，东西方(包括中、日、英、印)在围绕“宗教”沟通上均已明显地表现出各有自己的打算，也包括了为争取掌握宗教信仰话语主动权而角逐。
在中国近代，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较广泛使用“宗教”一词以对译Religion呢？有认为是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或是1903年严复之译弥勒所著《群已权界论》。但在1902年梁启超撰《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时，还认为孔教是教育之教而佛教才是宗教之教这样的议论。吾意当以1904年《万国公报》上刊出《论儒教与基督教之分》一文可作为标志。该文首述儒教与基督教之分，在于“儒教宗孔子、基督教宗耶稣，耶稣与孔子为东西之两大教主”；不仅如此，它还把中国上古之多鬼神信仰作为附庸以与儒、佛并峙合成三教，进而又把“教”与“宗”连缀成一词，说“宗教改革者，一国之大机而进化之第一级也”。《万国公报》是由那些持社会福音派的基督教士创办的，其立论所用汉语词都是经过一再思考的。此文作者范玮是《万国公报》主笔林乐知(Young J. Allen)译西书的四位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其译词可代表林乐知看法应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