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谈中国民间宗教(3)

但要说中国历来没有宗教（钱穆说），儒教不具有宗教性（冯友兰说），那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我对中哲史、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社会史的建议是：我们要区分儒学、儒家和儒教，然后才能把问题说清楚。学者作定义、诠释和改造现实的能力其实都很有限，重要的是承认和理解活生生的信仰现象。我们要做的是描写活生生的现实，查考汗牛充栋的文献，理解基层民众每天都在奉行的信仰实践，然后再找出根本的问题。在整个的研究过程中，现代学者也需要交代自己的分析方法，告诉你所依据的理据。
之前请您谈康有为的孔教，您已经讲到了周孔之教与孔孟之道的差别。
李天纲：
这是谈儒教时的根本问题，“周孔之教”和“孔孟之道”的区别要仔细说。现在大陆的新儒家中有一些学者认为：儒家是宗教，他们主张儒家应该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主导宗教。这些学者从孔子教义，或者孟子心性论来论证儒教。用孔子学说立教，从孟子性理中发掘宗教性，这是当代新儒家的两条宗教路线。这两条路线都想把儒学作为一个道德宗教树立出来，配合“德政”，更新意识形态。我在《金泽》里试图论证，和西方亚伯拉罕宗教相比，中国宗教主要是“做的宗教”，不怎么是“讲的宗教”。“讲”是讲道理，就是教义；“做”是做祭祀，就是仪式。一般来讲，士大夫喜欢讲道理，老百姓认真做祭祀，普通中国人的宗教生活是祭祀，而不是讲学。儒家是中国宗教儒、道、佛三家中最能讲道理的，但不等于中国人的信仰基础就是这些道德意识形态。清代学者顾炎武、章学诚等人意识到这种差别，他们把“四书”心性、德政类的儒学概括为“孔孟”，把“五经”中讨论的宗教祭祀、礼乐制度概括为“周孔”。
我觉得研究中国宗教，观察“儒家宗教性”应该从“周孔之教”着眼。以前在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史时期，我已经注意到“五经学”与“四书学”的差别，周予同先生著作、朱维铮先生授课，给我们讲“孟子升格运动”，就是讲解“孔孟之道”是如何形成的。我是在金泽镇的田野调查和江南地区的方志查考中才真正理解这一事实的，中国宗教（包括儒教）的信仰方式，其实是“周孔之教”。简单地说，清代学者把“经学”抬出来，把“制礼作乐”的周公请回来，再次加在“述而不作”的孔子之上，是想恢复一条与“孔孟之道”不同路线的“周孔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