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谈中国民间宗教(4)

《李天纲谈孔教会的兴衰》，载2015年11月29日出版的第357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我不主张在现代社会恢复传统儒教教义，更不能接受用“政教不分”“君师一体”的方法推行新儒教。把儒教理解为国家宗教、意识形态宗教、士大夫知识分子宗教，是用来管束民间、管束老百姓的，这种想法其实并不完全是“传统”宗教，而是康有为等人理解的“现代性”宗教，在当代社会是行不通的。我们讨论的“儒家宗教性”，并不是事先预设的结论或主张，而是通过研究分析得出的事实。儒家确有不少上层的、官方的、士大夫的属性，是意识形态，是官方宗教，但民间信仰才是中国宗教的基础，是在自发产生、自我运行的。民间信仰是中国人的信仰之源，不单是儒家用民间信仰建立自己的祠祀体系，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各类会、道、门组织，都在民间信仰中汲取资源。
您书里提到了淫祀的问题。您认为儒家、官方对淫祀的态度比较暧昧、模糊。虽然常常说它们不合法，但并不严厉禁止。正史里的那些循吏到了地方为官，往往会禁淫祀。当然这可能是一种惯例的写法。循吏们总要干一点移风易俗的事情，我的感觉是，禁淫祀是政治正确的主流话语。那么淫祀又是怎么能够存在、生长的呢？民间的这些活动是如何与主流话语共存的？
李天纲：
禁淫祀的号称循吏，其实都是些酷吏，是一些特别想建功立业的儒生，像海瑞、汤斌这样积极堕淫祠的官吏，史不多见。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不同，官方的规定除了税赋之外，很多条规可以调整，产生了很多地方性的变通方式，具有自主性。还有，每个皇帝的个人意志、秉性、信仰不同，知县、知府的儒、道、佛教倾向也有差异，传统社会能接纳一些多样性。现代宗教则是整齐划一的，国家的控制能力和思想力度都很强，而且是用法治体系来强力维护。民间信仰在中国文化中最顽强、扎根最深，很难改变。儒家自上而下的教化、州府县的行政命令，并不能改变人民的信仰方式。地方官员到地方上都是和乡贤们一起商量行事，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妥协。传统政治，在基层是一种妥协政治，信仰领域尤其如此。中国从京畿到行省，到州县，科举出生的儒家士大夫都会限制民间宗教，即反淫祀。
其实中国宗教的“淫祀”不表现出狂热、冲动和极端的性质，更多的祭祀中的奢华。“踵事增华”，这个就叫淫，“淫者，多也”。祭祀应该，但太多不好，像现在潮州人祭祖用一千条猪，肯定是“淫”。一个善治的地方官员会和地方耆老协商，与乡镇力量妥协，宽容民间宗教，这是我们在明清方志里，在乡镇调查中看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