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谈中国民间宗教(10)

民俗庙会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包括禁忌、举止、方言、食物、婚姻等等习俗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一方风土一方人。康德讲语言和宗教是两个最重要的身份认同标志。这是一条普世原理，因为我们看到不但基督宗教的欧洲文化如此，民间信仰的江南宗教也是如此。《金泽》中有好几个章节处理信仰和认同的关系问题，观察地方信仰如何在信徒中间表达为地方认同。清代中叶以后，黄道婆是上海的地方信仰，妈祖是福建移民认同，得到过历代朝廷的赐额“济顺”“天妃”“天后”。上海镇乡原居民就顽强地把黄道婆推崇为地方认同，与城隍神并列祭祀。这时候，民间祭祀表现出来的是身份认同意识。我们看传统体制和现代体制的差别，明清的城隍神祇不是统一规定的，而是可以地方协商的，各县、各府，都有自己的城隍神，并不是用一个统一神来号令全国，地方完全可以封自己神。
这种多样的地方性，与虚拟的统一性结合起来，类似联邦制，是一种宗教联邦制，信仰共同体。
如今，金泽的民间祭祀跨越到江苏、浙江的乡镇，联系了周边其他市镇，是一个区域性的信仰共同体。可是，与明清鼎盛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呈现出衰败之势。您曾指出，民间宗教之衰败，起于“戊戌变法”之后的庙产兴学。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是不是可以引申说，现代教育带来的科学与理性，本来就是民间宗教的天敌？民间宗教的未来还有前景吗？
李天纲：
是的，现代科学、文化、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助推着世俗化运动。各种现代运动并不维持传统信仰，在十九、二十世纪世俗化运动冲击下，传统宗教不断衰败，这是事实。欧洲的基督宗教，甚至号称信仰精神强烈的美国基督宗教，也都面临着现代理性，即科学、文化、教育的冲击，不断衰退。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我们搁置十九世纪末期法国大革命、二十世纪初期俄国苏维埃革命不论，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发达社会基督宗教的“世俗化”，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不是人为“改造”的结果。在一些以剧烈运动方式推进现代化的国家，宗教是被人为“改造”的对象，它们的“消亡”并不是一个自然过程。百多年来，中国的权威部门和精英分子，用运动的形式打击民间信仰，取缔民间宗教。然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这些暴力革除运动似乎都失败了，民间宗教和其他宗教一样，居然还有强势的“复兴”。
但无论如何，现代科学、理性对民间宗教有很大冲击。
李天纲：
是的，我承认传统宗教必然会遭遇困境，我在《金泽》的结论部分说了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但是，我们这几年在江南、华南、华北和全国各地看到的情况却是民间信仰以各种方式涌动着，正的邪的，新的旧的，层出不穷，有的还相当强烈。关于未来，我的看法就一句话：民间宗教没有消亡，它只是在转型。如果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宗教是一个自发、自然的状态，那肯定不会是今天的样子，会比今天的样子规范、传统和完善一点。从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的华人宗教的现实状况，大致可以想见大陆宗教的本应状况。另外，日本、韩国的本土宗教状况，也是中国宗教本应状况的一个借鉴。在这些先期发展的东亚社会中，本土宗教也并没有消失，它们经过了各种温和的改造，转型到现在的样子，居然和现代生活并行不悖。反过来讲，中国大陆这一百多年的“移风易俗”做法确实也有合理性，过分邪乎的怪力乱神、欺世盗名的行为，即使在传统的儒教社会也是要加以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