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烈夫：读鞠利长篇小说《美好生活》随想(4)

上世纪末，我就开始写长篇小说了。写的时候激情澎湃，写完以后，我已辗转到北京定居，当与现实对接时觉得小说这个东西对生存而言太无力了，也就没有去谋求出版。世事难料，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江上月先生相遇，在他的力挺下，小说《红痣》得以出版。《红痣》出版若干年以后，又与北京原班人马影业董事长苏北先生签约改编电影剧本。也就是在读《美好生活》的同时，我还完成了电影剧本《红痣》的创作。一些美妙的机缘让我拐进了电影和文学评论这两个赛道，事实上也是在践行我的人生观：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律是相通的。
我比鞠利起步早，至今也就出版了四本书。后面两本散文集《天鹅飞过大地》《楼兰吟》的文稿创作，得益于鞠利的逼迫和鞭策，那种励志很是直接。
2018年，他到新疆人民出版社任党委书记、总编辑，任职以后给我打了三次电话约我写本散文集。他说他在策划一套新疆人写新疆的丛书，他对文字的感受非常独特，而我信马由缰、上天入地的文字表达酣畅淋漓，他喜欢，有看点、有卖点。特别是在第三次通话时，他的情绪已略显失望和烦躁了。于是，我就答应了他，和出版社也签了协议。鞠利是促成我开始散文创作的直接动力。我已经习惯不停地以散文写作表现世界的存在方式，我必将继续。《楼兰吟》出版以后，也有同道人找到我要改编成不同艺术样式的作品。我内心和鞠利比了一下，不同量级。他的作品早8年前就改编成电视剧，播映了。
生命要同频还是要有成果互动的，现代社会你若要发展，要配置到资源，你自己必须有力量。做成点事享受这个过程才是最好的养老。反之到了晚年，也就只有甘于沉寂与孤独，黯然离场！
聊以自慰的是我在北京画院画了几年画，无独有偶，被朋友和市场认可的还是新疆题材胡杨和天山。土地也一样，如果你对它付出真情真爱，它也会不期而遇地回报你。
共同的“乡愁”把这份友谊绵延到了今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鞠利刚从新疆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党委机关当秘书。而我那时候在南疆一家媒体工作，和他爱人何敏的姐姐何文在一个单位工作。基于工作和性情，一年总要聚在一起喝几场大酒。
有一次在一个饭局上，一个同道酒后对我出言不逊，我非常难堪。在新疆，遇到这样的酒后损友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但鞠利认为我受到了羞辱，仗义执言，呵止那人，攻势凌厉，我武惟扬。在座的人无不惊叹他的刚烈。虽然，小冲突没有产生不良后果，但他行侠仗义的行为让我铭记一生，我现在还能时常想起那一刻他霸气、仗义的模样，“帅气”就应该是那种姿势。想不到的是，二十多年以后，鞠利一个淡定的转身，凌波微步，做起文学的事情，文学艺术让我们重新面对，绝对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