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李修文：一场漫长的苦役(6)

“在中国古代，戏就是纲常的化身，《论语》无法抵达的地方，戏曲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如今时代变了，伦理也变了，戏曲面临着自身革命，我总琢磨该为之做点什么——你看，它对我的影响就是这么大。”
从《山河袈裟》，到《致江东父老》，再到刚刚出版的《诗来见我》，中国传统美学气质弥漫于作品中。作家苏童评价李修文有志激发汉语之美；评论家李敬泽则说 “文字苍凉而热烈，千回百转，渐迫人心……”
对文字或语感，李修文多半是出于直觉，也担心戏曲潜移默化的影响，过度的语言塑造损害了要表达的事实。
这样的悲剧在他身上发生过——“写小说时，我曾特别依靠美学展开叙事，这在相当程度上会曲解人物处境。反过来，审美也难以为继。”说的正是那两部曾让他大火的小说。
李修文有个特点，每次创作要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强烈情感印证，他的写作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上。准备《十送红军》剧本时，他重走了长征路，写小说也是如此，《滴泪痣》脱胎于李修文在日本留学的一段生涯；《捆绑上天堂》的故事原型是他在医院照顾病人期间所遇。
如同戏曲中的角色，一腔深情灌注，执笔，李修文很是疯魔。
在作家张执浩所熟悉的写作者之中，很少有人像李修文那样爱与自己较真。早年间，他俩曾多次结伴去外地“封闭写作”，张执浩亲眼目睹了李修文对自我的强烈质疑。
“他一定要把自己逼到绝路体会绝处逢生的快乐后，才会感觉写作是一桩有趣的活儿。在他的作品中，每一个词语必须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每一个句子必须浑然天成，每一个人物必须给足在场的道理和命运的空间。”
《捆绑上天堂》以一个濒死者的视角展开，入戏深，很长时间里，李修文陷入颓丧的气息出不来，每天怀疑自己要死了，内心挣扎不休。
两部长篇小说，让李修文成名，也暴露了潜藏的写作危机。如果《滴泪痣》是古典式情感的复活，复活在某个有生活遭际的真实体验的语境里，还是真切可感的。但《捆绑上天堂》就写得左右为难。
二十出头刚走出校园的青年，内心稚嫩而怯懦，没有太多人生经验，面对文学中的死亡叙事，仅以自己遵循的美学原则去构建，力量远远达不到。李修文那时的创作状态青涩，审美过度，拿死亡当做审美对象，又没有足够能力处理好。
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一点膨胀是假的，自我的过度肯定，让李修文对写作有一种热念中的急切，感觉无所不能。最要命的是，他没有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