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天性，是基因决定的吗：生物社会学视角下的人类演进(2)

毫无疑问，我们对于一个个体，或者一类、一群个体（女性、亚裔等）的实际情况有哪些方面的了解，可能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看待他们、对待他们的倾向方式。如果我了解到山姆有精神分裂症，或是深度智障，或者容易头晕、周期性断片儿，我就不会雇山姆去开校车。当我们从关于个体的具体事实，转到对于成群个体的概括时，情况就更复杂了。精算结果表明，男性和女性的预期寿命存在差异，那么保险公司如何合理且公正地应对这一事实？对保费进行相应的调整是否公平？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在保费方面对两性一视同仁，是否应该认为两性在投保收益率上的差异公平公正呢？对于那些当事人主动造成的差异（比方说，吸烟者和不吸烟者的差异），我们会觉得让吸烟者为他们的习惯支付更高的保费是公平的，但又该如何看待纯粹与生俱来的差异呢？非裔美国人作为一个群体，格外容易患高血压，拉丁裔美国人的糖尿病发病率高于平均水平，而白人则更容易患皮肤癌和囊性纤维化。
在计算他们的健康保险时，是否应该对这些差异有所反映呢？人在长身体的时候，如果父母习惯在家里吸烟，那么无辜的他们患呼吸道疾病的风险就更高。年轻男性作为一个群体，比年轻女性更容易出驾驶事故。这些事实中有哪些应该作数，在什么程度上作数，原因又何在？即便我们要处理的是有关具体个人的事实，而非统计趋势，难点也照样不少：雇主—或者别的什么人—是否有权知道你是否结过婚、有无犯罪记录、有无安全驾驶记录、有无水肺潜水经历？公开一个人的在校成绩与公开同一个人的智商得分，两件事有无原则上的差别？
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伦理难题。关于对雇主、政府、学校、保险公司等所能索取的个人信息类型加以限制的问题，广大公民正在就各类限制条款展开争论，只差一小步就能得出以下结论：假如一定类型的信息能够完全免遭科学的探究，那我们的处境就会更好。如果男人和女人的大脑有很大差异，或者如果有一种基因会诱发阅读障碍或暴力—或者是音乐才华或同性恋—那么我们还是被蒙在鼓里，对此一无所知比较好。我们不应轻易否定这个提议。如果你曾问过自己，是不是有些关于你的事实（关于你的健康、你的能力、你的前景）是你宁可不知道的，并且认定确实是有，那么你就应该准备认真考虑以下提议：要确保这类事实不被硬塞给当事人，最好的办法—也许是唯一的办法—就是禁止有可能发现这些事实的探究活动。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去探究这些议题，就等于放弃了重要的机遇。确认可能担任校车司机的人，持续记录其酒驾被捕情况，然后告知相关决策者，这关乎重大社会利益；同样利益攸关的是，关于社会成员的某些信息可能会改善我们的生活，或者保护整个社会或其具体成员。正因为如此，我们得出的研究结论才如此关键、如此容易引发争议。所以，社会生物学的研究工作无时无刻不处在一种“ 关切上升为警报”的氛围中，而当事态恶化—往往如此—宣传有时就会掩盖真相，这不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