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天性，是基因决定的吗：生物社会学视角下的人类演进(4)

裸鼹鼠丑怪绝伦，是大自然母亲完成的一场可以匹敌任何哲学幻想的思想实验。它们是如假包换的真社会性动物。唯一的鼹鼠女王是绝无仅有的雌性繁殖者，它会释放可以抑制其他雌性鼹鼠生殖器官发育成熟的信息素，从而确保群落的余下成员协调有序。裸鼹鼠是粪食性的—它们经常吃自己的粪便—而当异常肿胀的怀孕女王够不到自己的肛门时，它就会向它的随从乞要粪便。（你受不了了吗？可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的猛料，强烈推荐给所有那些好奇心压倒了呕吐欲的人。）在对裸鼹鼠以及其他非人类物种的研究中，凭借使用达尔文式的逆向工程技术—换句话说，就是使用适应论—我们已经所获颇丰，而且肯定还会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了解。爱德华·威尔逊本人关于社会性昆虫的重要著作举世闻名且当之无愧，而且事实上优秀的动物社会生物学家有几百位之多。不幸的是，他们的工作都被一片疑云所笼罩，升起这片疑云的，是少数人类社会生物学家变本加厉的贪婪主张（而且就像基切尔所指出的那样，贪婪主张是通过他们的扩音器来传达的），这些主张随后又被他们的反对者变本加厉的全盘谴责所呼应。
这一后果实属不幸，因为就像在任何其他的正当科学领域中一样，这项工作的成果有的伟大，有的优秀，有的优秀却错误，有的则很糟—但没有哪个是邪恶的。有一种看法既有失公正，又严重歪曲了科学，那就是把认认真真研究非人类物种中交配系统、求偶行为、领域性这类问题的学者，跟那些在人类社会生物学研究中越发肆无忌惮的越界者算作一条船上的同伙，一竿子全部打翻。

鼹鼠。
但其实这两“ 方”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令人遗憾的是，受困心态已经使得社会生物学家中的佼佼者们多少不太愿意批评他们一些同事的拙劣工作。虽然经常可以看到梅纳德·史密斯、威廉斯、汉密尔顿和道金斯发表文章，坚决纠正他人论证中各种各样的幼稚缺陷，进而指出问题的复杂之处—简而言之，这些指正属于所有科学学科中都有的常见交流话题—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一项会令人十分不快的任务，那就是指出那些热衷于滥用他们杰出成果的人在工作中犯下的更为深重的罪过。然而唐纳德·西蒙斯是个令人振奋的例外，而且这样的人不止他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生物学中无处不在糟糕思维，我只会指出它的一个主要来源。这种糟糕思维很少得到社会生物学家的认真对待，之所以会如此，也许是因为斯蒂芬·杰·古尔德批评过这一点，而社会生物学家们则对古尔德心存芥蒂，不愿承认他有任何正确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