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天性，是基因决定的吗：生物社会学视角下的人类演进(7)

但是，领域性在不同人类社会中的无处不在，其本身根本不能构成这方面的证据，因为领域性在人类的许多安排中都具有极大的意义。它即便不是一步逼着，也接近逼着。
在生物圈中的其他地方，考虑这些问题要求我们用自然选择来解释某一方面的适应—显见的效用、明确的价值、无可否认的设计合理性—在人类行为中，考虑这些问题则会抵制任何对于这类解释的需求。如果一个技巧足够妙，那它就会被每一种文化毫不意外地重新发现，而不需要通过基因传衍或文化传递来保留其具体内容。* 我们在第 12 章看到，正是文化趋同演化—重新发明轮子—的图景， 打乱了我们把模因学变成一门科学的尝试。同样的难处，出于同样的原因，也困扰着所有从文化共性推论出遗传因素的尝试。尽管威尔逊有时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难题，但他在别的时候又忘记了：
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墨西哥以及中南美洲等早期文明在这些主要特征上有非常显著的相似点。这些相似点不能被敷衍地解释为偶然或文化上异花受精的产物。
我们需要逐一考察每个显著的相似点，看看它们当中有哪些需要遗传上的解释，因为除了文化上的异花受精（文化传衍）和偶然之外， 还存在着重新发明的可能。可能有特定的遗传因素在许多或全部的相似性中起作用，但正如达尔文所强调的，证明这一点的最好证据永远是各种特异之处—各种古怪的同源性—以及不再合理却又残存下 来的东西。最近，社会生物学和认知心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正在以演化心理学的名号，揭示着最有说服力的这类事例。让我们重点关注单个实例，以便对达尔文式思维在人类本性研究中的好坏用途做出有效对比，澄清我们方才提出的有关合理性（或者仅仅是不蠢笨）的立场。
作者/（美）丹尼尔·丹尼特
编辑/袁春希
导语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