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良的天性，是基因决定的吗：生物社会学视角下的人类演进(6)

好了，我的这种行为是否让我有理由去假定，智人身上的海鳗行为具有遗传层面的预先倾向性呢？此刻的压力是否打捞起了某个古老的方针，而这个方针早在我的祖先们还是鱼的时候就沉睡在我的基因中了呢？当然不是。这个策略真是再明显不过了。虽然感觉上它像是个逼着，但它至少是个妙技。要是我们发现火星人会为了自保而退入火星洞穴，那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而且想必这件事也不会让火星人拥有海鳗祖先的可能性从零有所上调。诚然，我跟海鳗有远亲关系，但考虑到我的需求和欲求，考虑到我在那一刻对自身局限性的分析，我在这种环境下会发现这种策略，肯定只是由于它显著的优越性。这生动体现了人类社会生物学中推论工作要面对的基本障碍，这障碍并非不可跨越，但也比人们通常所承认的要高大得多：它表明，就算一种具体人类行为（近乎）普遍存在于星散各处的不同人类文化，那也完全无法说明在遗传层面有着对于这种具体行为的预先倾向性。
据我所知，在人类学家已知的一切文化中，猎人在投掷长矛的时候都是尖端朝前的，但这显然不能证明我们这个物种拥有一种根深蒂固的“ 尖端朝前”基因。
非人类物种虽然缺乏文化，但也展现出类似于重新发明轮子的能力，即便它们的这种能力还较为简化。章鱼这种动物格外聪明，它们虽然没有表现出文化传递的迹象，但当我们发现章鱼个体会独自发现许多妙技，以此处理它们先辈从未遇到过的特定难题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任何这样的一致性都可能会被生物学家们误读为一种特殊
“ 本能”的标志，但有时候这不过是出自它们的一般智能，后者会引导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同样的好点子。由于文化传递这一因素的存在，对于智人状况的阐释就难度倍增。即使有个别不够聪明的猎人自己想不到投掷长矛时应该尖端朝前，他们也会被自己的同伴告知这种做法，或者在注意到同伴们的做法后，马上明白其效果。换句话说， 只要你不是笨得透顶，你就不需要靠遗传基础来实现那些你随时能从朋友身上学到的适应之举。
难以置信，社会生物学家竟也会忽视这种无所不在的可能性，但醒目的证据表明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犯过这种错误（Kitcher, 1985）。可以列举的实例很多，但我会集中讨论一个特别显见的著名事例。尽管爱德华·威尔逊（E. Wilson, 1978, p. 35）明确指出，要靠特定的遗传假说来解释的那些人类行为，应该是“ 人类全部本领中最不具理性的那一类……换句话说，它们牵涉的应该是最不易被文化所模仿的先天生物现象”，但他又接着说，比如，所有人类文化都表现出领域性（我们人类总喜欢把一点空间叫作我们自己的空间）， 这清楚地证明，我们跟许多其他物种一样，生来就被安装了一种遗传而来的、对于保卫领土的预先倾向。这也许是真的—事实上，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许多物种都明显表现出天生的领域性，而且很难设想有什么力量可能会从我们的基因构成中移除这种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