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昭：演——一个明清小说学的核心理念(3)

《水浒传》的作者以一人之笔而写出一百零八个人物形象，“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他是怎么做到的？
金圣叹用儒家的“格物”“忠恕”范畴解释了这一问题。他认为这是作者“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的结果。“格物”者，穷事物之理也；而“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1。“忠恕”者，真实表现人情物理，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化身为所写人物。

《影印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
这样一种写人叙事理论与20世纪以来十分盛行的写实主义理论已经十分接近，今天的学者又反过来以金圣叹的写人叙事理论为基准，去描述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历史演进。
当然，金圣叹的“格物”论、“忠恕”论还不是20世纪以来建立在近现代心理学基础上的人物性格论，它并不强调人物性格的多元性与矛盾性。如果离开《大学》《中庸》的人性论，我们对金圣叹的写人理论很可能仍然是隔膜的，外加的，我们所得出的写人理论跟套用西方叙事学理论仍是同出一辙。
金圣叹由《大学》《中庸》的“格物”论、“忠恕”论而推演出施耐庵的写人艺术，其论说是令人信服的。其写人叙事理论既是对此前的小说艺术的总结，也对其后的小说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明清小说史上，凡是成功的小说，一定是能够从真实的生活出发，刻划的人物栩栩如生、各具个性，叙述的事件进程与生活景观能够再现或折射历史的本质真实。从明代的《金瓶梅》到晚清的四大小说，莫不如此。
然而，写实、再现、折射并不足以揭示这些小说的艺术个性。即使面对号称“追踪摄迹”的《红楼梦》，写实主义原则仍然未能解释一切。

戴敦邦绘贾宝玉、薛宝钗
小说第八回写宝玉去见宝钗，只见她坐在炕上作针线：“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绵裙，一色半新不旧，看来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