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军功顶戴明明是至高荣誉，后来为何成了鸡肋？从档案分析原因(2)

嘉庆帝后来注意到了奏折中的描述，他认为“顶带为名器所关”，不能由臣下擅自授予，还命令求兵部查明“究竟军功名目始自何年、何处军营，系由何人首先赏给，有无奏咨成案”，可见军功的发起人并不是皇帝。
兵部在之后复奏，报告了本部的调查情况，原来大起义爆发的时候清军战力不足，于是清廷只能大量招纳平民百姓作战，为了奖励这些有功乡勇，便设置了军功顶戴。从前惯例奖励是用官位来进行的，但此次参战的许多人都是白身，随意奖励官位会造成冗官现象，不给予奖励又说不过去，所以部队中的人就想出了这样一个兼顾的方法。在他们看来，军功顶戴本质上是一种品位，而不是职位。

嘉庆皇帝查清楚了军功顶戴来历之后并没有听之任之，而是拟定了一个初步的管理办法，他认为军功顶戴授予不请旨于理不合，于是下谕强调赏赐必须请旨：“顶戴为名器攸关，无论四五品阶级渐崇，即八九品虚顶藉以荣身，亦当奏请赏给……赏功之典，非可以市私恩。嗣后遇有应行奖，励之处，俱当奏明请旨加恩，不得仍前擅给，以示慎重名器之意。”这样一来，军功的颁发权利再次回到了皇帝手中，也体现了“赏罚出自朝廷”的观念。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军功顶戴的赏赐实在太多，根本无法一一请旨让嘉庆帝定夺，所以大部分军功还是由军队里的人直接颁发的。川陕白莲教起义平定后，陕西统计在案的944名获颁顶戴者中有755名未经奏明，皇帝也无可奈何。
之后嘉庆帝还下谕重新规整了已颁发军功的等级，对于那些没有贡献的人，甚至要收回军功。为了提升军功的价值，他也改变了之前得军功者没有职位的做法，让乡勇和兵丁以1:2的比例来填补缺额，军功的地位得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