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军功顶戴明明是至高荣誉，后来为何成了鸡肋？从档案分析原因(3)

嘉庆朝通过各种上奏、议复与上谕，军功顶戴的发放和补缺有了许多规章可循，军功的管制自此变得比较严密。但之后各地起义频起，越来越多的乡勇加入到战斗中来，军功也就越来越多，所以之前定下的规制完全是名存实亡，无法真正实施。每次战争结束之后，无论战争是否取得胜利，为了激励将士们，清廷都会奖励许多军功给战争中的出力人员，这便导致了军功顶戴的泛滥。
而军功顶戴泛滥之后，授予权便逐渐从皇帝手中下移，毕竟皇帝日理万机，数量众多的授予不可能让他一一首肯。鸦片战争时，在扬威将军奕经幕中的贝青乔曾如此描述当时授予军功顶戴的情形：“初，文武投效人员咸以劳：绩求将军(引者按，指奕经)保奏，将军不忍拂众心，姑叙一折，以备上闻，谓臣驱策无状，以致众人不能得功，然一载以来，出力人员，似可少加恩奖云。

继闻有回京之旨，乃遂不敢上，只咨明吏、兵二部，赏给众人功牌，功牌者书明何功，付其人以为执照者也。将军颇珍惜之，仅赏六十六.人，仆幸与焉。余皆令文参赞及容照、杨熙与翼长段永福给发，盖凡带兵官例皆得以功牌赏人也后兵勇既撤，容照与熙之功牌印板未经销毁，县丞萧以霈等得之，私于苏杭间托人售卖，六品价数十金，八九品价十余金，后价益廉，数金亦可得矣。”里面说到的“功牌”就是军功顶戴的凭证。
奕经战败后回京自然不敢请奖，为了安抚手下便“仅赏”66名部下功牌，功牌的颁发不需要特意去请旨，只需要经过吏部兵部同意即可。这种做法违背了嘉庆帝的规定，但却是当时官员的常规操作，法不责众，清廷也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约束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