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军功顶戴明明是至高荣誉，后来为何成了鸡肋？从档案分析原因(4)

同治元年四月，御史梅启照还奏称“府道各官皆自行颁赏，名器太滥，殊无限制”，主张“令随时造册咨部，其不应专折奏事之员，不准自行颁赏，以昭贵重”，也得到批准。这封奏折虽然明面上是为了解决军功泛滥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导致军功颁发权正式下移，从此“专折奏事之员”颁发军功就是得到了朝廷正式首肯的行为。而且所谓的“专折奏事之员”也只是一个说法，大家依旧延续从前的做法自行颁发。
以往颁发的军功顶戴一般都在五品以下，四品已较少见，未见三品以上者。梅启照奏折称，“各营功牌，向自九品至六品止，原以奖出力捐资之人，近来各路颁赏功牌有加至五品者”，主张“嗣后赏给功牌不得逾六品”。
官方规定的军功品阶是不能超过六品的，但是在咸同年间镇压云南回民起义的过程中，“滇省督抚所赏功牌，竟有至二三品者，其司道府暨武职等官，亦公然以四五品功牌赏人，舆台贱役，无不滥膺顶戴。尊卑等级，荡然无存”。由此可见，军功泛滥的时候品级也随之泛滥。

那彦成、方维甸复奏中曾提到，乾隆年间镇压林爽文起义时，常青赏军功顶戴340余人，福康安赏110人”。这场起义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战争中颁发的军功数量也极多，对于这种不需要付出成本的赏赐，各地官员都表现得十分大方，动辄就是上百张功牌。陈友元的《时事叹》中是如此描述的：“县主功牌随意给(乡勇要功牌者，节县主不论有功无功，发出数百张)。”由此可见，当时的军功数量必然十分庞大，根本无法进行详实的记录。
军功这种赏赐既没有职位，也没有物质奖励，再加上军功数量如此之多，于是伴随着数量的泛滥，民间开始产生了军功买卖这种生意。“是时名器之滥，真‘羊头关内侯’‘羊胃都尉’矣。五品军功售洋十元，六品售六元”。一开始这种买卖是私底下进行的，但在军队面临经济危机，军饷不够的困境时，就被摆到明面上，官方也开始售卖功牌，以此为战时筹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