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荐读｜母亲的前半生(11)

看书和看戏的收获，最明显地体现在母亲的语言中。她在与人的交流中，时不时地就冒出文雅的戏词和精辟的名言，这让不少人认为母亲是个文化人。于是巷里请母亲读家信代笔回家书、在鞋垫或枕头上写个字画个画、计算织布经纬线数目、遇事来讨个主意的人，隔三差五地就到我家。母亲由此也感到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和作用。
我五岁那一年即1974年，在两只巨大的汽油灯的照耀下，大队部的舞台上晚晚演戏。演员都是村子里我熟悉的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化了妆穿着戏装在舞台上表演，舞台上还有画着房子或田野的布景，也有桌子凳子等道具。我们小孩子在下边边玩边看，记得剧目主要有《龙江颂》《沙家浜》《杜鹃山》《红灯记》等四、五出样板戏。过了一段时间，大队要求全体社员都要上舞台，或念诗，或唱戏，或说快板，内容形式不限，但要求人人过关。我们家从早到晚都是人，母亲帮着大家编快板编顺口溜编舞台动作。农民中自然蕴藏着天然的语言大师和滑稽演员，整个排练过程都把人笑得窝疙瘩笑得肚子疼。
“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把媳妇搁在炕头上,把娘搁在架板上。”我就是在那一年第一次听到这首童谣。我当然不相信人会在娶了媳妇之后会忘记娘，是啊！娘那么好，怎么会忘记娘呢？况且媳妇是个干啥的嘛？

母亲舒心的生活，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是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新时期的到来而到来的。1980年夏收后，我们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土地政策，当用“抓阄”的办法分得生产队的三亩半地、一只耙、一支铲和一条口袋后，母亲也被赋予了耕种这块土地和使用这些农具的权利和自由。那年她四十岁，正值人生鼎盛时期。我的哥哥二十一岁，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在临县的煤矿上班，母亲托人给他介绍对象，并在家请媒人吃过碟子喝过酒。我的姐姐十七岁，父亲以提前离休为交换条件给她在陕北找了一份工作，准备年底就休学上班。我十二岁，在本村小学上五年级，是一个喜欢看连环画《三国演义》《水浒传》，喜欢听收音机的评书联播《说岳全传》《隋唐演义》，见到生人就既羞又怕地溜到墙角的懵懂少年。
我们家那三亩半责任田，分为三块，分别位于西地、窑地和官埝上。这三块地所相邻的，是被分配给其他家户的责任田，中间以石桩或蓁蓁或地垄沟为界。习惯了“一大二公三平调”的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会计、保管、计分员、饲养员以及普通的社员群众，都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这些集体土地上出现的分界线，仔细掂量着这条线对于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影响。然而，麦收后的一场透雨，改变了干枯裂纹的土地模样，也改变了对土地的所有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