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遥堃读《算法治理》｜算法时代：后人类抑或超人类？(3)

然而不同于技术中心主义的投降论调，卡尔波卡斯在更为广泛的社会交互背景下认识到了人类对算法的影响，主张算法必然带有人类的价值观。而且，他将这一影响界定为先在的、根本的、决定性的，从而摆脱单向的技术决定论与虚伪的技术中立论，避免落入相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技术中心主义之极端。
在定义上，人工智能即是由人设定与制造的智能：简单的算法代码是个决策树，由人类为特定问题的全部细枝末节设定解决路径；复杂的机器学习也仍然需要人类提供数据，并为数据与结果之间的关联赋予意义。更何况，算法作为平台治理的工具，根本上反映了平台的利益与需求，故而有大数据杀熟与灵活用工剥削，甚至将算法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看待的争论背后，也是平台希望免除自身责任的动力在暗中驱使。
所以，算法本身深深地嵌入了这个社会：“算法被设想为类似莫比乌斯环，既没有纯粹的内在，也没有纯粹的外在”（48页），“算法变得具有交互性，与其运行的更广泛的环境建立一种双向关系：从世界中学习，接着通过分类、排序和筛选反馈给世界，然后再从受其先前输出影响的世界中学习，继而进一步反馈”（49页）。人工智能并未统治世界，它仍然属于世界的一部分。
因此，卡尔波卡斯的后人类主义具有明显的平等主义色彩：人类与技术、环境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与统治关系，不是要么西风压倒东风、要么东风压倒西风；人类主体地位的消退并非向技术投降，并非复刻人类中心主义而成为技术中心主义，而是真正开启了设想一种更为平等、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伙伴关系的可能性。
作者有言：“正如人类将自然商品化并将其仅仅视为一种资源而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优化一样，通过机器和代码对人类所进行的类似处理也是错误的。”（184页）事实上，贯穿数码宝贝系列动画的主题即是：人类控制、奴役数码宝贝固然不对，数码宝贝转而控制、奴役人类也并非真正的善，冤冤相报无穷尽也。甚至人类与数码宝贝彼此孤立、独善其身，也无法实现各自的终极进化与完善。人类与数码宝贝需要建立一种友爱的伙伴关系，携手进化；同样地，人类与技术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才能使这个世界朝正确的方向前进，止于至善。
由此观之，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所引发的技术中心主义的后人类思潮是误入歧途的。算法与人工智能并未强大到可以取得与人类平起平坐的主体地位，现实的侵权责任法、著作权法稍作解释或调整即足以应对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创作等提出的所谓新问题，只要穿透技术的迷雾，直指其实际的影响即可。毕竟，“无论数字（无身体或无实体）行动者是基于与自然人或法人的相同或相似基础而被赋予人格，还是被认定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存在，或是被认定为从简单权利和义务（例如保险）发展到更复杂安排（例如产权）的实体，抑或是被认为根本没有明显的人格，它们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134-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