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遥堃读《算法治理》｜算法时代：后人类抑或超人类？(5)

更何况复杂的技术也有利于超人类实现隐身，将他们与后人类的社会矛盾转移、消解为后人类对技术的无知、无力与无可奈何。于是后人类只能责怪自己素质太低、不够努力、跟不上时代，或先进技术太神秘、太狡猾、太不近人情，超人类借此坐收渔利，闷声发大财。超人类甚至可以用信息茧房、数字鸿沟打造新的美丽新世界，让后人类沉迷于滑动手指即可获得并不断自我强化的廉价快乐，从而沉沦为自动打工的生产者与不停剁手的消费者，丧失集体行动乃至独立思考能力，最终“以一种类似奴隶支持雅典民主和哲学的方式”，支持超人类“参与幸福、共同体事务、超越性追求和其他崇高活动”（126页）。
所以，人工智能非但没有通过普遍地赋予或剥夺权利而使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反而以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等各种方式进一步扩大了数字鸿沟，强化并掩饰了现有的政治与经济不平等体系，使少部分人能够以更为隐蔽也更有效率的方式对大多数人进行盘剥与控制。换句话说，被消解或被更大程度上消解主体性的是大多数人，能够影响甚至决定算法的是少部分人，因而在人类与技术相对平等表象之下，是人与人之间深刻不变的不平等本质。
因此，我们对机器人统治人类的担忧或许不无道理，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触摸到了算法时代不平等的大致轮廓。只是我们未必看透机器人背后其实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资本与少数人，后者才是更加值得害怕的对象。他们通过算法黑箱、技术中立、人工智能主体责任等法律修辞推卸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迷惑大多数后人类去控诉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左右，但事实上与之同为工具与奴仆的新兴科技。质言之，算法时代的后人类主义性质只是表象，算法赋权的超人类主义现实才是残酷的真相。大多数后人类成了滋养算法的单向度的数据材料，从而让算法服务于更丰富、更高级、更符合人之为人本质的少部分超人类的生活品质的达成。
作者已经意识到“不仅我们自己可能并不总是人类，而且‘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现在还没有完全被视为人类，更不用说在西方社会、政治和科学历史的过去了’”（128页），并且“最有可能的是那些被甩在后面的人，即那些没有具备足够后人类性的人，将以最痛苦的方式感受到这种转变”（133-134页）。但作者最终扁平化处理了上述关系，以算法的社会性、算法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与技术的相对平等关系，取代甚或掩盖了技术背后不平等的社会支配关系，并以算法的编写者也不能免于这一反馈循环为由，主张普遍的后人类主义时代到来。这样一种平等的后人类主义，虽然未以技术中立与技术决定的方式为资本免责，却仍是一种形式的，亦即虚伪的平等。它仅仅将过分的技术中心主义稍往平衡的中心移动，带有一种五十步笑百步的徒劳感，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