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遥堃读《算法治理》｜算法时代：后人类抑或超人类？(7)

亚氏亦有言：“如果两个人在德性、恶、财富或其他方面相距太远，他们显然就不能继续做朋友，实际上也不会期望继续做朋友。……对这种差距的界限不可能作出一个精确的规定，差距可以越来越大，而友爱依然存在。但是差距如果达到像人距离神那样远，友爱就肯定不能保持。”（同前，242页）因此，拥有更大权力、占据更高地位的算法的编写者、所有者、控制者作为超人类，与受其计算、管理、支配的后人类，在财富、权力、道德等各个方面，差距无限遥远，甚至达到了（如果不是超过了）不同物种的差距。在这样的不平等与分化面前，怎么可能期望友爱的存在？轻飘飘的爱难道能动摇其运用算法所欲巩固的权力体系与利益格局？
更有可能的是，这种所谓的爱将成为美化盘剥与控制、麻痹反对与革新的工具，反而把温情脉脉的面纱重新笼罩。中国古代封建帝制将君臣关系类比为父子关系，从而移孝作忠、以国为家。当代资本家也喜欢把员工称为兄弟、伙伴，试图无本万利地进行道德绑架与洗脑。这些都是爱的不同形式的扭曲与异化。
但另一方面，唯心主义的爱虽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却实实在在地表达了对真正的平等关系的渴望，并成为追求平等的不竭动力。这一平等关系不仅是人、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平等，更首要、更紧迫地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而这是更为切实的当代法律的永恒追求，也是技术赋权的终极理想。没有这样的爱，也许在理性计算下，当前的不平等关系与体系也是可以勉强忍受，甚至欣然接受的：喝汤虽然比不上吃肉，但总比饿死要好，而且说不定我也能成为肉食者。更何况后现代人最大的恐惧便是动荡不安，生怕手头仅有的一点所谓财产将因此丧失。所以许多后人类甚至比超人类更为积极地拥护既有利益格局，仿佛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更重要的是，没有这样的爱，即使有人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任何改变都不会发生。就像作者所说，“爱在这里最简单的作用可能是一个努力的放大镜：正如米奇和卡弗尔所观察到的，我们可能有许多崇高的使这个世界（在环境和其他方面）更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倡议，但‘这些努力无法实现任何事情，除非它们得到爱的补充’”（185页）。在现实中，如果没有这样一种一头脑热的冲劲，不去积极解决问题，不去主动对抗不公正，并没有什么美好生活与良善秩序能够自生自发地形成。
算法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改变是巨大的：它不仅重塑了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而且挑战了我们的政治原则、法治原则，使这个世界变得更有效率也更为脆弱，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己与技术、环境之间的关系。但算法似乎又并未真正改变什么：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很不自由、很不平等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是紧张且对立的，人类共同体的底层结构并未发生变化，反而更加强化了。认识个中的变与不变，知其不可为而仍然为之，或许是这本小书通过窥视算法治理之后人类性，并天真地以爱作为解决方案所能具有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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