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家黄翔鹏和他的学术人生(6)

他撰此文，历时三月，洋洋三万言，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如果说《曾侯乙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是他音乐史学研究的代表作，那么《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则是他有关传统音乐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前者从微观入手，后者从宏观出发，两篇上品，光华四射，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学、才、识、见，也体现了中国音乐学界的最新成就，成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渐灿然的学术星空中一对耀眼的双星座。
四、在乐律学史及传统音乐型态学的研究中，他梳理发展脉络，解决历史疑案，系统地建立起中国传统音乐基础乐理的理论框架。
他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遇到的最大困惑之一，就是中西音乐间基础理论方面表层的相通与内在的文化差别问题。同样可称之为音阶、调式，但其间的差别却往往把我们民族的特点完全掩盖甚至扭曲。在救亡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中，从西方学习音乐知识的第一代音乐家，志在经世，多为致用之学，仓促间建立起一套以大小调体系为基本坐标的基础乐理，没有来得及像欧洲那样经历一个长期的、对传统音乐文化采用现代方法进行系统整理的阶段，因此，近百年间，我们的传统音乐学也就在西方理论的术语解释下削足适履。他称颂杨荫浏先生是一座桥梁，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知识，使古代典籍中的传统术语与现代翻译的技术术语对应比照，把工尺谱与现行谱式翻译中的宫调技术问题给予通俗的解释。
他认为，作为杨先生的继承者，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技术知识重新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建立起自己的基础理论。为此，他提出了“同均三宫”的理论框架，提出了琴律就是钟律的见解，并对中国乐学一系列的术语做出基本规范。这些主张散见在他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和《中国音乐词典》撰写的有关乐律学的、颇见功夫的条目中。在《中国古代律学：一种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科学遗产》一文中，他批判了那种把律学纯粹看作自然科学的数理准则而把一切民族音调关系纳入同一模具规范的看法，明确指出，艺术的民族性，源于不同文化历史生活中的人们对于相同自然规律所作的不同选择。他数次引用蔡邕的“以耳齐其声”的原则，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音乐是一种艺术。
他不同意许多人认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重道轻器、尚虚而不崇实的民族的看法。他认为，中华民族在技术领域中绝不是一个侈谈形而上的民族，从先秦双音钟的工艺设计，到与之配套的技术术语表达概念的准确，从宫调领域的严密布局，到各类谱式的高度发展，从朱载堉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到他的有量记谱，都体现着中华民族精密思维的特性。在技术问题的发明创造上，中国人与西方式的科学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只是在传统典籍中较少记载这类音乐技术的细节。但在实践中，历史上那些普通的制作乐器的磨剡工、艺匠，立足实践的宫廷乐工、乐官，都具有经验性然而确是严密崇实的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