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家黄翔鹏和他的学术人生(7)

从具体技术问题的研究中得出宏观结论，是他治学的特点之一。他认为，研究学问，必须从最基本的、纯粹的技术问题开始，由这一基础走向宏观，所得结论才令人信服。在他的许多纯技术研究的文论中，我们反而比那些从宏观到宏观的研究文章更能读出中国文化的特性，读出中国历史的清晰脉络，读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其根由就在于，他的内心洋溢着那种只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认识到自己民族在音乐文化的诸多领域中领先于世，且能一一指实、予以实证，从而生发的历史情怀。

黄翔鹏与周沉的结婚照
五、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他第一次提出以乐器组合编制等音乐自身规律为标准的分期原则，将五千年的中国音乐史划分为：以钟磬乐为代表的先秦乐舞阶段、以丝竹乐为代表的中古伎乐阶段和以戏曲为代表的近世俗乐阶段。
对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史学，他认为，王光祈先生是第一位采用现代学术方法治中国音乐史的开拓者，杨荫浏先生立足实践，使音乐史第一次有了音乐。拓荒者确立史纲、搭建框架，但立意大，却不免线条粗；建设宏，却不免失之细。他认为，在各种疑案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再写音乐通史，只不过是炒杨先生《史稿》的冷饭，不会真正改变音乐通史的现状。为此他多次拒绝出版社的约稿，甚至是那种仅仅聘他领衔、作挂名主编的“音乐通史”的好意。他热切希望，这一代人应在音乐史的各个段、各个点上全面铺开，各个突破，系点为线，再而面，继而体。诸如各朝断代、各类乐种、各件乐器、各种谱集、名实之变、隆替嬗变等专题，一一获得如同曾侯乙墓乐器与铭文研究那种几乎改写中国乐律学史一样的研究成果，一部中国音乐通史才能具有崭新的面貌。
为此，数十年来，他晨昏无倦，竹帛不去于手。他历来注重史料，有关乐律学问题的文献，无论是先秦经典，诸子百家，还是汉之经注，唐之义疏，他都一一详摘细考。这里仅列一事，以见其勤。关于太乐府（或大乐署）与清商署、乐府的关系，各朝典籍，时而称前，时而谓后，叫法不一。是否为同府异号？为了理清这一个概念，他把唐代之前的有关文献抄了一遍。这种考据文章，他并未写出，只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确凿与否。功夫之大，可谓凿千卷而置一义，诚然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