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妖怪化物到宝可梦——专访《日本妖怪化物史》译者王子豪(6)

但当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后，招致众家批评，我觉得其中最有意味的是周作人的批驳。正如在日本，柳田国男反对井上圆了，他开场的柳田民俗学试图保留妖怪的必要性，以对抗井上的理性主义对妖怪的扑灭——后者几乎要把妖怪裹在迷信里一起扫出屋子了。蔡元培是井上圆了的拥趸，而周作人恰恰是柳田国男的热心读者。从知堂的日记来看，他对柳田的阅读兴趣保持了数十年之久。中日知识分子对“妖怪”之态度上的对应，既反映政治身份及主张的差异，也体现出知识人独自的艺术趣味。20世纪初在中日两国间飘洋过海的“妖怪”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井上与蔡氏的启蒙开化思想，也照出了柳田与知堂对于乡土民俗的留恋与珍视。
冯周：这本书多少也让我理解（或者说误解）了一些，为何日本文化喜欢对于外来的文化因素进行本土化吸收并再归类，或许可以称之一个“解码”的过程。像“阴阳师”这样的国产日系手游，其实是比较忠实地从日本“妖怪学”资料中搬运了妖怪的形象，但像 FGO　这样的游戏或者说作为其原身的动漫，是很不拘一格地从世界各地的历史传说中搜集各类英雄并且甚至“娘化”（对各种角色甚至非生命体进行女性化同人的行为）。日本文化中这样的“文化挪用”很常见，又比如会有“文豪野犬”这样的作品。这是不是日本一种有趣的文化特性呢？
王子豪：好难回答的问题……我很害怕文化讨论会流于刻板印象或者某种失真的民族论。但纵观日本历史，平安朝对唐文化的引进、宋禅的风靡对室町幕府禅宗国家构想的影响、朱子学在江户时代作为官学的显赫地位、明治开化对西方文明全方位的移植，当然，还有草子作家对明清志怪的“抄作业”，这些都会给我们留下日本文化擅长拿来主义的印象。
但这种论述不能大而化之用历史事件的堆砌来证明。以上所说的每种文化事件，在它发生的历史时段中必然都存在另一面的现象：作为唐文化代表的汉诗很快被和歌取代，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提倡排斥儒佛的“国学”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现代国家主义的滥觞……换言之，不逐一深入考察发生学意义上的历史情境，我们就很难对一民族、一文明的特征下定论。
因此，我想从另一种角度来考察您所说的“文化挪用”。如果我们先将作品内容及其所属的文化语境搁置起来，《阴阳师》、FGO、《文豪野犬》本质上都是亚文化产品，但它们各自的受众、市场、内部结构相去甚远。
《阴阳师》的预期玩家是目前国内日渐主流化的泛二次元文化的爱好者，对00年代后通过互联网睁眼看世界的人而言，异文化的还原度要比基于传统的艺术创新重要得多。就拿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外国人来说，先啃得完神魔小说的样板戏《西游记》，才容易接受写法上更具后现代意味的《西游补》不是？